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四川路与窦乐路交叉口，有一家标志醒目的挪威人经营的“公啡”咖啡店。它坐落在老上海公共租界边缘、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1929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一个“聚餐会”在该咖啡店二楼的一间包房内举行。其实这是以聚餐的名义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次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冯乃超、彭康、柔石、洪灵菲、蒋光慈、戴平万，均为中共党员。会议在“文委”书记潘汉年主持下，商讨左联发起人名单与起草左联纲领事宜。

　　其实早在五六月间，成立新的进步文艺组织已被列上议事日程。虽然在去年底已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而且发起人的阵容颇为壮观，包括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孙伏园、樊仲云以及潘汉年、钱杏邨、郑伯奇、冯乃超等。但在文坛极具影响力的鲁迅却未参加，这不免使协会逊色。当时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高潮虽已过去，但隔阂并未消除，因此发起人没有邀请鲁迅参加。

　　“中国著作者协会”的发起人之一钱杏邨在若干年后谈到这一历史时说:“中国著作者协会的短命，促使党考虑用另一种形式团结广大的革命文艺界，不久便开始酝酿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那么，为什么迟至10月才召开左联筹备会议呢？据钱杏邨介绍，其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在5月，国民党进行了一次大搜捕，查封了五六家书店，禁毁进步书刊；另一是在7月，包括钱杏邨在内的一些左翼作家及进步青年在租界马路上散传单，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当时钱杏邨的身份未暴露，故在一个多月后被释放。正是这样的白色恐怖，延缓了左联筹备工作的进展。

　　钱杏邨被释放后不久，潘汉年即找到他说:“这次搜捕使左联的准备工作受到影响。现在气氛缓和了一些，工作要马上抓紧进行。”潘汉年还特别提到，这次工作一定要争取到鲁迅的支持。为此，潘汉年还专门找到与鲁迅较为接近的冯雪峰，并对冯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初步拟定团体名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告诉冯雪峰，这一名称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同志的意思。李立三顾虑鲁迅是否认可“左翼”二字，故要求一定要征求鲁迅意见。潘汉年随后对冯说:“创造社、太阳社由我去联系，而鲁迅则由你去商量较合适。‘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这两个字就不用。”

　　关于“左翼”二字。钱杏邨记得当时曾有如此之议:“当时我们之间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著作者协会不标明‘左翼’，原是想多争取团结些人，但我们自己的文学基本队伍就是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学青年。不亮出‘左翼’的标记，人家也知道是党领导的，反而给人以疑虑，不如打出‘左翼’旗号更有号召力。”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亮出“左翼”旗帜，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面对无时不在的危险，中共党内领导同志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涉及鲁迅这样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知名人士，则尤其需要谨慎、周全。冯雪峰是在景云里鲁迅寓所通报拟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情况的。鲁迅闻之不仅非常赞同，而且特别强调“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这倒出乎冯雪峰预料。他知道鲁迅是不会轻易表态的，一旦表态则经过深思熟虑。因此他毫不怀疑此刻鲁迅已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来参与并领导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而且这种参与和领导是公开的、旗帜鲜明的。

　　在冯雪峰向鲁迅通报情况的同时，潘汉年亦与创造社、太阳社的同仁接触，磋商成立左联。在结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后，大家都有联合起来的强烈愿望，自然是一拍即合。他们得知鲁迅已肯定左联名称时，不禁更加兴奋。

　　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最终确定左联筹委会成员为12人，分别是创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