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