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致电临时中央，要求：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义勇军；打入白军夺取军队，逮捕军官和卖国贼；推翻南京政府，宣布自己是中国政权的领导者。对于这些基本上是“左”倾的指示。临时中央2月13日、15日两次开会、发文贯彻。3月上旬，共产国际和王明指示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南昌），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及调和主义、自由主义作无情斗争。还说全国职工总会是机会主义领导，要求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临时中央于3月14日，全部执行。8月27日，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认为：在中国已经出现革命的形势，中共应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和建立农民委员会。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有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竟以已迁往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局”发电作指示。1933年9月12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来电要求在前线的周恩来，延长东方军在福建的作战时间。9月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瑞金，被博古委以直接指挥红军的大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1月1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及福建政府，是革命前进道路上的可怕障碍，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表现出严重的关门主义和排斥友军的“左”倾方向。后来，毛泽东说当时没有同福建事变中蔡廷锴的部队联合是个重大错误。

　　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呢？1944年—1945年中央起草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周恩来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这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毛泽东指出：我们也不能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这些观点，应该成为我们评判两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