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提议让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是有特殊原因的。早在1930年11月13日，王、博二人就结伙给中央写信，扮作反“立三路线”的急先锋，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及中央领导，进行小组织活动，要求改组中央，掀起一股反对中央领导的风潮。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得逞。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6月，向忠发叛变后，周恩来暂时隐蔽。为了中央工作的方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工作。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仅是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博古进入“上海中央局”。当王明即将赴苏时，他自然要提携一起冲杀上来的博古。由他掌权，王明是最放心的。后来，在党内形成一条 “左”倾路线，并延伸到中央苏区，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结束，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9人：卢福坦、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会上成立了中央常委会，成员是：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便诞生了。9月25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时也是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

　　12月上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组织局，负责人康生，专门管理全国党的组织工作。此时，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区，月底抵达瑞金。

　　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他们认为“路线错误”的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1月底，临时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陈云及杨尚昆等到达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张闻天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出席。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合起来，选出一个中央总负责人。结果博古当选。其他负责人是：张闻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陈云为常委兼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即是临时中央，但对外有时仍用“苏区中央局”名义。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4月22日，由于博古等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免去他的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由李维汉接任。6月，任命潘汉年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7月，中共中央局成立组织局（相当于书记处），负责协调中央各部工作，处理日常事务。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李维汉等，主任李维汉，实际由中央局常委张闻天主持，开会议事作结论。8月8日，中央局决定成立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各省县监察委员会，以处理党员违纪问题。常务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成员有康生、陈云、何叔衡等。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中共中央局常委）、朱德（中央委员）率领红军前方总部机关返回瑞金后，“中共中央局”名称停用，开始采用“中共中央”名称。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改选了中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