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报刊、党校和思想理论工作

　　第二个临时中央对报刊、学校和理论工作比较重视，张闻天是其代表。

　　1932年1月21日，临时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创刊，主编张闻天。第一期卷头语说：《斗争》是《红旗周报》（1931年3月9日在上海创刊）副刊的替身，党内问题在此展开争论。1933年2月4日，中央局又将原苏区中央的《实话》、《党的建设》合并，仍定名《斗争》，作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由张闻天主编，5天或10天出一期，每期发行二万七千多份。该刊主要刊登中央局的决议、指示和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写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在该刊第42期至第48期连载发表。

　　同时，中央局又决定将《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周以栗任主笔），由原来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央局、共青团、临时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该报最多时发行4万余份。

　　中央局还抓了党校建设，培养党的干部。1933年3月13日，中央局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党校改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实际是中央党校。由张闻天接替任弼时兼任校长，副校长杨尚昆，教务长董必武。当日，在瑞金洋溪开学。4月9日，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瑞金成立，选举了正副理事和正副学术书记。此后，举行学术讲演多次。

　　1933年5月，中央局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杨尚昆、吴亮平、邓颖超等与会。会议讨论了如何转变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问题。

　　两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

　　按照共产国际《宣言》的规定：它“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接受它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两个临时中央的组成及其工作，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进行的，其功过是非，都与共产国际相联。

　　先看第一个临时中央。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土地革命，应由共产党人领导。在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并通过相应决议。12月15日，共产国际发表《关于广州公社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众，“要尽速援助中国革命！要尽速援助中国苏维埃！”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通过斯大林、向忠发等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正确指出：中国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认为它生长了社会主义革命或是“不断革命”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的暴动。但《议决案》对中间阶级缺乏正确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正确估计，甚至提出反对“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的错误观点。这个基本正确的《议决案》，延迟至4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4月28日，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个《议决案》。总之，临时中央始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工作。

　　第二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密切。它的成立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其成员也经共产国际批准。此后，遇有大事，如方针政策、机构调整、重要干部任免等，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国际对临时中央的指示、批评，它都要无条件服从。实事求是地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不可一概而论。

　　1931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