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8年）3月10日的《北京青年报》在“文娱·读书”版刊登了一篇长文:《陈丹燕:被误读的不只是上海的历史》，作者是该报记者郑媛。据该文介绍，陈丹燕是“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的作者，近六年来又精心雕琢，推出了一部《外滩影像与传奇》。她以福尔摩斯探案的精神，查阅了大量上海殖民机构的档案，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访问，终于发现解放前的上海公园根本没有悬挂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示。“‘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是一段伪造的历史。”伪造的原因是“当时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已经很强烈地感觉到民族的不平等，觉得受伤，所以才伪造了这样的一句话。”伪造的方法是将外侨社团制定的两条游园规则进行了拼接:一条是“非外侨者不能进入”，另一条是“狗与骑自行车的人也不能入内”。

　　我虽然没有深入研究过上海的近现代地方史，但却对陈丹燕女士的上述结论有些怀疑。因为早在95年前，就有人在上海公园的门口目睹过这个辱华牌示。这个人就是近些年来十分走俏的周作人先生。1903年9月11日(旧历七月二十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这份日记的原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1996年12月已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关心这一历史公案的读者可以参阅。据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说，十六浦在今上海黄浦区，这个公园就是至今仍然开放的黄浦公园。敌伪时期沦为大汉奸的周作人，青年时期曾一度涌动一腔爱国热血，所以他才会对公园四周那些冷血的窥视者深表哀叹。周作人在当年并不准备发表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条记载，其真实性想必毋庸置疑。

　　据我所知，中国古代只有“私家园林”，没有“公家花园”。公园是近代的产物。1842年上海被定为“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外侨才将公共性园林形式移植过来。1868年8月8日，上海工部局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开辟的公园就明确规定“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此后陆续修建的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兆丰公园都不许华人随便入内。我不了解上海外滩公园是否悬挂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示，但上海黄浦公园的确悬挂过“犬与华人不准入”的七字金牌。在西方殖民者眼中，将华人视为犬类，甚至连犬都不如，这恐怕也是今天的上海人乃至全中国人都应该留存的历史记忆。

　　对于陈丹燕女士那种“敏感、精致、充满着女性的空灵想象和跳跃的文字”，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自然会表示欣赏；但我同时又感到，一个作家如果对本民族的历史有“误读”，恐怕也难免影响她处理历史题材的深度，难免影响她成为“老上海”真实历史的代言人。陈丹燕说:“大部分人只会控诉殖民，很少人会反省自己在被殖民的过程中，性格发生了什么变化”。又说:“物质上的被掠夺其实是次要的，精神上的被掠夺，精神上沦为次等的地位，才是更可怕的后果。”这些话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深感到，近些年来，有一部分中国人对我们民族的屈辱史有些淡忘，而美化和淡化殖民行径的新论倒是屡屡出现。对这种情况，作家和读者恐怕都应该进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