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期

　　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这时，张国焘也在上海，他们又相聚了。陈独秀告诉张国焘：“我们时下对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回到北京，张国焘如实向李大钊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那就是，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中国也应该走俄国革命的路。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说法，但他又认为，借鉴俄国革命应该首先从理论上着手，所以，早在3月，他就已经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做理论宣传工作。

　　同年3月间，共产国际委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考察。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大，通过两位俄籍教师结识了李大钊，并经常在一起交谈。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已逐步成熟，并有意予以帮助。李大钊认为筹组政党的事情，还是与陈独秀面谈最适宜，就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面议一切。

　　这时，北京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北洋政府又开始追捕爱国学生，张国焘也上了黑名单。正在此时，学联为南洋募捐的事，让张国焘去上海活动。

　　临行，张国焘前来向李大钊告别。他告诉李大钊，自己将去上海见陈独秀。李大钊听罢，对张国焘说，陈独秀已经来过好几封信，言论激进，提出要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是，究竟怎么干法，信中又没有明确的表示。他让张国焘传递自己的明确态度，他说：“我是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陈先生如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我是一定赞成的。”

　　到上海后，张国焘把李大钊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向陈独秀作了转述。陈独秀高兴地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离京后的选择，而这也是受守常和戴季陶的影响。”他还神秘地告诉张国焘，他已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见了面，“不过，组织共产党则是我自觉自愿、挺身向前的决定”。

　　张国焘就住在陈独秀家。半个月以来，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陈独秀，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后，在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他的表述还是那么清晰、鲜明，恍如昨日：　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回到北京，张国焘把上海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意见，并于当天给陈独秀去信，内容多是建党的事情。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而早在5月，张国焘便来到上海，和李达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便理所当然的由张国焘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会议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六年共事

　　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一职，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艰难而坎坷的生命旅程。他也由此至1927年7月辞去总书记一职，与张国焘共事了六年。

　　1921年8月，共产国际筹备召开远东劳动人民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