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上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党内形势出现变化。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宣布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于是，党内的反陈独秀活动呈现出发展的势头。陈独秀不得不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不久，陈独秀在汪原放等陪同下，来到上海过着隐居、自省的生活。

　　陈独秀辞职前后，张国焘与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他满以为可以取而代之，可是，却因在南昌起义问题上持消极怀疑态度，被中共中央“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而未能如愿。

　　南昌起义后，张国焘辗转来到上海。在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的日子里，他不由得想到了陈独秀，觉得有很多话要向他倾诉，可是想想不久前也曾加入“反陈大合唱”，心中总是感觉难以面对。但他终是耐不住寂寞，硬着头皮走进陈家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并没有对他怀成见，翻白眼。

　　陈独秀滔滔不绝地谈起中国政局：“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乃是不变的事实，他们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还要搞城乡总暴动，简直是把革命视为儿戏。”陈独秀越说越激动，“我多次给中央去信，希望目前应该偏重于经济的斗争。中国老百姓是实际的、经济的，他们不在意震天响的政治口号，而在乎衣食饱暖，所以，我给中央提出四个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我还要给中央建言……”

　　“你难道忘了，以前我们的所有建议，都被他们说成是机会主义。”张国焘乘机挑唆。

　　张国焘看进一步建言的机会到了，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状态，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应该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

　　“工农党，”陈独秀饶有兴趣地听着，“你继续说，愿闻其详。”

　　“这个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工农党只是国际主义的友党，而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重复道，“这样，我们就无须仰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像罗明纳兹那样的愣头青，就不敢在中国颐指气使，胡乱指挥了。中国革命就会真正的由中国人做主，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尽量避免了。”

　　可是，不一会他又犯难了，自己头上那顶吓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又有谁会响应他呢？再说共产国际一定会给予无情的打击。思量至此，他忧虑地对张国焘说：“如此大事，并非能轻易成功。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中共就要到莫斯科召开六大了。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直接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罗章龙为大会代表，尤其希望陈独秀参加六大，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五月中旬的一天，张国焘和项英来到陈独秀家，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转述给他，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当面沟通意见。

　　这天，陈独秀的情绪特别好，笑吟吟地说：“我料党的六大会改正秋白的盲动错误。去，为什么不去。”但是，他又说：“共产国际已有牺牲我的决心，八七会议都不让我参加，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和他们吵架？你们可以明白地向大会转告，我再无意做中央的领导工作，如果六大能取得好的成绩，我将改变对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态度。”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苏共正开展激烈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尽管陈独秀此时还没与托洛茨基搭上关系，但仍被作为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受到会议的缺席批判。张国焘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免不了被会议质询和批判。试想一下，以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