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仲勋同志相识，最初是在1934年东的陕甘边根据地。那时他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我是由陕北特委派出搞兵运工作，返回时途径南梁被留了下来。翌年，我任东部地区工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席。1935年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我们和刘志丹等同志被逮捕，同在一个监狱，幸蒙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陕北，我们才得以释放。抗战开始后，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我任陇东地委书记。我们真正在一起工作，是1945年秋，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好几年中。
　　当年我们在西北局的工作，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尽管这两个时期形势和任务不同，但仲勋同志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西北实际结合。西北局从成立到1948年3月，一直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在自卫战争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坚持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军事斗争，处处关心着西北地方工作，我们能就近直接获得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当回忆习仲勋同志和西北局工作的时候，为不禁缅怀彭德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作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对全局工作所做出的特有的贡献。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建设到文化教育，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他无不向我们提示和建议，在西北具有特殊意义的民族问题、团结党外人士问题上，他不厌其烦地开导我们。他对习仲勋同志充分信任和支持，仲勋同志对他也十分尊重，这是西北局能做好工作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班子中，贺龙和马明方在工作上也给仲勋同志以大力支持，还有坚持边区政府工作的林老（伯渠）、谢老（觉哉），以及分管各方面工作的贾拓夫、李卓然、张稼夫、张德生、汪锋、赵伯平等同志。我们一班人密切合作，团结一致，都很将党性原则，具有顾全大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才在工作中取得了应有的成绩。

　　毛主席要求陕甘宁边区“作一个样子给全国看，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西北局照此进行民主政权建设。

　　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主要指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毛主席重视边区政权建设是有历史背景的。远在抗战开始，我党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提出抗日战争要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毛主席亲自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了把边区建设成民主模范根据地，还制定了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1/3、党外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的“三三制”政策。
　　习仲勋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边区参议会，他先后当过驻会议员和议长，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真诚合作，重要事情必须同党外人士商量。按毛主席的话来说，边区是民主抗日根据地，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作一个样子给全国看，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由从来“推动全国民主化”。根据中央这个精神，我们先在绥德、陇东、富县三个地方试行“三三制”，共选出了乡县两级参议员三万多人（其中乡参议员29460人，县参议员2624人），在此基础上普遍改选了乡县两级政府，同时选举出边区参议会议员242人（其中候补31人）。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三三制”得到了普遍实行，著名的李鼎铭先生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安文钦被选为参议会的副议长（他们均在第三届继续连任），柳是（左边加三点水）、贺连城、霍子乐、毕光斗等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一大批党外人士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仲勋同志在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了中央方针的顺利实现。他以身作则，善于与人团结，推心相与，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讨论问题，以开城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们交朋友。
　　在解放战争的激烈斗争中，为配合彭德怀指挥西北战场正面作战，西北局大力加强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指挥胡景铎在我们向蒋介石、胡宗南实行战略反攻的前夕率部起义，从背后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这是与习仲勋同志亲自做了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我们同民主人士合作出现了更大的规模。要不要扩大统一战线，敢不敢在更大范围内同民主民主人士合作，成为民主政权建设的关键问题。西北局毅然采取了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延聘了声望高、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如张凤岁（右边加羽）、韩兆鹗、邓宝珊、孙蔚如、陶峙岳等参加西北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他们先后都当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又任过副省长、省长。在各地区和市县，也都吸收一大批民主人士参加了各级人民政府。佛教领袖班禅在入藏前，我们就和他有友好的交往。这些民主人士，有的对地方情况熟悉，有的在一定的阶层有影响、有联系。
　　西北统一战线工作中另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
　　西北地区是我国地域最辽阔的地区，有339万平方公里土地，在所辖陕甘宁青新5个省份中有4个省（区）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有15个少数民族，他们信奉不同的宗教，旧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实行压迫和屠杀工作的政策，留下了深刻的民族隔阂。这种情况决定了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北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仲勋同志曾说：“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这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共识。1950年西北刚刚解放，西北局就正式讨论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提出要吸收各民族有代表性人物参加政府，在一切工作中要照顾民族特点，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要大批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适当发展党员等五项措施，当仲勋同志代表西北局宣布了这些方针政策时，受到了各族各界的普遍欢迎。
　　为了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我们既反对了大汉族主义，又反对了地方民族主义。
　　我们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分析后，在政治上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在组织上适当地安置在西北各地有影响的马鸿宾、黄正清、马辅臣、喜饶嘉措等人。起用在群众中威望的包尔汉等同志。他们先后都被延聘参加了各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马、黄、马、喜、包等人都作了副省长或省长。各地和各县也都相继安排了一大批民族民主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和他们真诚相见，友好合作，使西北地区的形势很快平稳下来。这时，仲勋同志曾兼任统战部长，亲自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频繁交往，讲形势、谈工作，建立个人间的友谊。
　　当年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分子也十分猖狂，但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了帮助恢复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发展贸易的政策。例如我们在青海实行了有利于臧民发展生产的收购政策——解放前，150斤羊毛换1块砖茶，现在可换15块。那里臧民高兴地说：“毛主席来了，羊毛值钱了！”在群众看来，羊毛有销路，价钱高，就是党的政策好。我们在新疆和宁夏帮助维吾尔和回族群众修水利有很大成绩，也受到群众拥护。我们还扶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协助马辅臣办电厂。
　　再次，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力恢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到内地参观，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使他们感到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他们，尊重他们的，使他们感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由于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政策，稳定了西北形势，为土改、剿匪反霸等各项工作创造了能够顺利开展的局面。

　　西北局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土地改革，及时发现并纠正“左”的倾向，一直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

　　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可分为陕甘宁边区老区的土改和解放后全西北的土改。
　　陕甘宁边区原来经济比较落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事连年，加上自然灾害，耕地只有843万亩，仅占可耕面积的五分之一多一点。1937年，粮食产量只有一百一十多万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后，在我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抗战的需要，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适时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到1943年后，减租减息运动在边区各地普遍逐步深入。这一运动减轻了农民受地主剥削的程度，削弱了地主经济，促使边区农村阶级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中农成了乡村中的主要成分。这些情况成为后来陕甘宁边区进行土改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从历史上看，边区在土地革命时期，大约有一半的地区已经分配了土地，在另一半未分配过土地的地方，抗战期间由于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政策，原来地主占有的土地中有一半左右已经转移到劳动农民手中。在前一类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权纠纷和个别地主违法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在后一类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减租减息搞得不够彻底。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西北局决定在以前已经分配过土地的地区，主要解决好地权问题，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在未实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减租保佃斗争，促进生产发展，再逐步采取措施，达到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为了减少对社会的震动，1946年9月开始，仲勋同志去关中，我和马明方先后去陇东,试行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工作。这是当时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新政策，到1947年底，在陕甘宁边区未分配过土地的三百七十多个乡，经过对地主土地的收购，把一百二十余万亩土地转到农民手中，但后来由于形势变化这个政策未再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