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应当注意”。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甚至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警二旅旅长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在电文中指出：“由于议和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他还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果断地指出：“真正好的基本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阅后于1月29日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马步芳一 ００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从此开展了争取项谦投诚的工作。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五十余人，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情况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在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省领导指出：正确解决项谦叛乱，不仅对解救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十分慎重，坚持在充分军事准确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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