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与仲勋同志第二次见面，已是一年之后的1932年秋天。
　　那时我在陕甘游击队，他在照金搞地方工作。俩人相见，格外亲切，相互问长问短，似有说不完的话。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都是在刀刃上生活，特别是搞兵运工作，是在敌人眼皮低下活动，更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居然一年之后，俩人都安然无恙见面，实属难得的幸事。所以，俩人都非常激动，这种感情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能感受得到的。在这之前，我就听到习仲勋与李特生等在两当搞一个营的兵变，所以一见面就要他谈谈兵变的情况，仲勋同志便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过程。
　　原来，自从我们彬县分手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杨虎城收编，后又辗转驻军甘肃两当县。两当县，位于陕甘交界秦岭之南的一个小县，远离敌人统治中心兰州和西安，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驻军都有怨言，因此，有着搞兵变的有利条件。于是，他和李特生等抓住这个机遇，在部队内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士兵觉悟，开展各种活动，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终于在1932年5月发动兵变，拉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并把部队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向陕甘游击队活动地区靠拢。陕西省委得到消息后，派刘志丹同志带部队到乾县、永寿一带接应。当他们带兵变部队到达永寿县境内，准备攻打永寿县县城时，遇到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部队损失很大，兵变遂告失败。他秘密回到富平，后又被党派回照金工作。说到这里，仲勋同志无不感慨地说，还是志丹同志说得对：“多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我说，志丹同志这番话，是他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训得出来的，道出了我们想说又说不清楚的心里话。于是，我也将自己奉命在平凉搞兵运的前前后后叙述了一遍。说完后，我俩开心地笑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下好了，我们有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又有自己的游击队，可以好好地大干一番了。
　　这次见面，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仲勋这位战友和兄弟打心眼里敬佩。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他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搞起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两当兵变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鼓舞了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们的士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动了敌人。我当时也是从事兵运工作的，深知搞兵运工作的酸甜苦辣，要发动一个营的兵变，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无私无畏超人的胆略，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