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西北地区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为西北党的建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俩和习仲勋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30年代初，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的时候，我们先后同他相识。从那时起和他并肩战斗，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接触，彼此了解越来越深，即使在遇到政治风浪冲击，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也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坚定性。1932年的“两当”、“靖远”等兵变相继失败后，他就辗转北上陕甘山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借鉴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诬蔑这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强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渭华地区，使这支革命武装受到严重损失，习仲勋坚决支持刘志丹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迅速恢复红二十六军之后，又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他在对敌斗争中，与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诬蔑刘志丹是“勾结军阀”的“白军军官”，诬蔑习仲勋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在1935年9月的错误肃反中，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关押起来，进行法西斯式审讯，许多干部在莫须有罪名下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不少是我们从杨虎城部队和“白区”送往根据地的地下党干部。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表现出他坚持革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畏死，受冤枉委屈无怨恨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主席、党中央及时挽救了陕甘根据地，挽救了西北革命。习仲勋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爱护，让他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倾注全部心血，激流涌进，很快打开局面，有所建树。毛主席还亲自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36年9月，党中央调参加西征的习仲勋回到保安（后为志丹县），让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后，习仲勋调任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当时关中地区的苏区包括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四个县和铜耀宜一部分，称为“小关中”。像一把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利剑，直逼国民党在西北统治的中心西安。由于斗争形势和开展工作的需要，习仲勋随关中特委机关多次转移。他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积极建立各种组织，向根据地周围发展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对每一个统战对象、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建立的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在国民党的县政府、保安团、保甲组织中也有我们的关系，在敌人的地方武装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给党送情报、送枪支弹药。如打入国民党县保安团的中共地下党员赵伯经同志，就与仲勋同志经常往来，像游击队输送武器和物品。到抗日战争时期，特委发展了关中根据地，在游击队武装的基础上组建起正规的地方部队；建立起专区政权；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实行了“三三制”，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