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蒋介石急于改善和加强同苏联的关系，1935年春天，蒋介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到达苏联。同年秋，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了解到苏联是坚决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苏方并提出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

    同时，蒋介石也着手与中共取得联系。1935年12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1936年3月初，邓在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以及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过相当的联系和恳谈。邓文仪向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要求。王明认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

    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潘汉年和邓文仪在莫斯科会面洽谈后，离开莫斯科，于5月到达香港，7月到达南京、上海，同国民党的代表张冲谈判。

    同时，蒋介石在国内亦开始行动，意图打通与中共的联系。蒋介石将此事交给陈立夫去办，陈立夫派曾养斋具体负责。1935年11月初，曾养斋找到谌小岑，谌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经中共北平市委研究后，决定由吕振羽到南京和曾养斋会谈。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专程到南京和曾养斋谈判。1936年3月初，中共华北联系局负责人王世英到达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和南京政府接触的情况。

    1936年1月，曾是中共党员的牧师董健吾应邀来到宋庆龄家中。宋庆龄当面交给他一封重要的信件，要他到陕北瓦窑堡面交给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行动方便，宋庆龄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给了董健吾一个财政部委员的名义。董化名为周继吾，同中共党员张子华(1935年12月由上海中共党组织派到南京同曾养斋接触)一起赴陕北。他们到达西安，拿出财政部的公笺后，张学良答应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延安，命令当地驻军再用骑兵护送到达瓦窑堡。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因毛泽东、周恩来均在前方，他们受到林伯渠、秦邦宪、张云逸等人的迎接。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①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②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③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④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⑤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与南京当局谈判之意见》(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3月，董健吾携带这个密件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旋即南下，到宋庆龄家中复命。

    国民党广东、广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发动“两广事件”，使蒋介石顾北失彼。为了全力解决两广，蒋介石对西北红军采取了和缓政策。1936年5月，陈立夫向曾养斋、谌小芩口授了谈判的4个条件：①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②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③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④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思想。这4项条件经谌小芩转交给参加谈判的吕振羽和张子华。

    1936年初春，刘少奇化名胡服动身前往华北，临行之前，有的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啊！刘少奇乐观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工作的局面。考虑到北方地下党的经费困难，中央让他携带了一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金首饰。（《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13页。）

    1936年2、3月间，刘少奇和他的新婚妻子谢飞等人经陕西富县、耀县到临潼，经过1个月的长途跋涉（途中过的春节和元宵节），再从临潼乘火车到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13页。）

    刘少奇长期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