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母亲已经走了十年了。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母亲，但不知从哪儿写起。我家的后院连着一片原始森林，每到春天，林子边上都会盛开一片金银花，从家中小楼的窗户望出去，黄白相间的小花似繁星点缀在青翠之中，阵阵清香沁人心肺，不由得想起当年母亲在西直门小院栽种的金银花来。

    那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父亲在庐山会议后遭受劫难，被充军西藏，平反回京后，全家终于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当时正是文革风暴来临的前夕，母亲正在家养病，她很珍惜这一段短暂的安宁。搬家后，她张罗着拓宽花圃，种植花卉，搭葡萄架子，除草施肥，整天在院子里忙个不停。她在院门对面种的是金银花，藤蔓爬满竹架，厚密青翠，像一座影壁。当金银花盛开的季节，推开那两扇镶嵌在青砖中的红漆小门，满眼闪烁着的是无数星星般的花儿，白的似雪，黄的如缎，扑面而来的是野茶花的香味。每天放学后，我回到家，喜欢开着门做功课，尽情享受着小院的温馨。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风暴很快席卷全国，母亲在劫难逃，后来没能再看到她亲手栽种的金银花。一九六八年夏，母亲被地质部的造反派从家里揪走，随后又被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宣布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在阴暗牢房里被单独囚禁了七年，最后出来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

    记得那时人去院空，金银花凋谢。留下的是被抄家后的一片狼藉。抄家的那伙人把整个院子翻个底朝天，连厕所、鸡窝都不放过。他们还嫌不够，临走前又用排笔黑墨在外面院墙上歪歪斜斜地写上“现行反革命”、“狗特务”、“罪该万死”等口号，连院门也被大标语糊上。他们还在周围的大街小巷刷写标语，一直贴到西四大街和长安街，弄得四中的同学们都来问我：你家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的身世

    母亲原名林锦双，出身名门之后，是鸦片战争中爱国名臣林则徐的五世孙女。外祖父林步随是清末进士，授翰林院学士，赴美任留学生总监督，曾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攻读法学，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币制局副总裁，后来弃官从商，走实业救国道路，把一生积蓄的十余万大洋全部投资办实业，但在动荡的年代，外祖父不断被劫受骗，最后穷困潦倒，沦为一名寓公。

    外祖父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母亲从小就耳濡目染，家道中落，更使母亲有一种忧患意识。一九三五年冬，母亲年仅十四岁，刚上初中，就和女一中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二o一六”抗日救亡运动，上街游行，要求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失地。当时正值寒冬腊月，警察打开高压水龙，用冰冷的水柱射向人群，母亲瘦小单薄，只穿了件棉旗袍，被水柱一打一个跟头，摔倒后又从结了冰的街上站起来，冻得全身打哆嗦，可还是和同学们一起与挥舞着皮鞭、枪托的军警展开搏斗。

    后来，母亲考上燕京大学，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组织读书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母亲在南河沿的家就成了地下党的重要交通站。文革后，我在北京医学院读书，北医的许多老人都知道母亲。她在抗战后发展了北京医学院的第一个党员徐彦，徐彦又发展了北医的老党委书记彭瑞聪。直到今天翻开北医校史，还可以看到这些记载。一九四一年，因日寇追捕，母亲在北京待不下去了，遂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她是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后来的八一小学）的第一任校长。

    全国解放后，母亲被选送到马列学院（后来的中央党校）学习。母亲天资聪颖，从小又受过很好的古文熏陶，英文也不错。毕业后，她很想留下来，从事历史研究。但领导考虑到她有燕京大学学医的经历，于是派她到北京医院当党总支书记（当时没有党委），负责党务工作。在北京医院工作期间，母亲与院长和专家们合作愉快，和上上下下都处得很好，但她对做党务行政工作不感兴趣，还是想搞历史研究，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又回到了中央党校，在历史教研室担任讲师，主讲近代史。

    然而，天不遂人愿。母亲在党校期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根本没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可能，很快又卷入政治旋涡之中。一九五八年，她随党校领导杨献珍下放到河南长葛县农村蹲点，了解到当时农村大刮共产风，虚报粮食产量，饿死许多人的真相，回来后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后来杨献珍在中央的会议上引用了母亲的汇报发言，批评大跃进是“唯心主义”，触怒了毛泽东。康生为讨毛的欢心，后来在党校整杨献珍，母亲受池鱼之殃。再加上当年党校反右时，母亲曾出面为教研室里被打成右派的人讲话，结果被认为“思想右倾”。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在党校待不下去了，调到了地质部，担任政治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时已是文革前夕。
祸从口出
一九六八年五月，母亲被从家里抓走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说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在家里和别人讲了几句真话，结果祸从口出。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七冬，我父亲好心收留过一个来京上访的老战友，在家里住了几个晚上。这人叫李光灿，当时是辽宁大学的副校长，延安时代曾在政法委工作过，知道康生历史上叛变的问题。那几天晚上，父亲不在家，母亲出面陪他说话。母亲因为党校的事对康生印象很坏，便和李光灿议论了肃反时康生如何在北京医院装病，躲避审查，而医生们认为他根本没有病，还说了江青在北京医院养病时如何整治护士，如让护士一天给她织一件毛衣，还强迫护士跪着给她洗脚等。母亲担心这帮人上了台，国家可要遭殃了。

    后来，李光灿被辽大造反派揪斗，在逼供下，交代了母亲议论康生、江青的内容。辽大造反派将此材料报给康生。康生生性多疑，本来就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心里有鬼，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文革中下令处死了曾任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卢福坦，杀人灭口。母亲的议论正好触到康生的心病，他亲自给母亲定性，说她是“现行反革命”。地质部造反派又趁机向康生报告了母亲一九五八年跟随杨献珍到河南蹲点，在汇报会上反映当地大跃进问题的言行，于是母亲又多了一个罪名。康生在母亲的上报材料上亲笔批示，说母亲是“杨献珍的走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仅如此，康生还想把父亲也关进秦城监狱，与母亲并案处理。

    一九六八年秋，康生的批示送到总参后，幸亏当时李天佑副总长出来讲话，说父亲的工作表现是好的，文革中保卫国防部机关不受冲击有贡献，提出对他的审查要留在总参进行，把康生给顶了回去。李天佑当时是常务副总长，为人正直，敢担责任，讲话也有分量，康生奈何不了他。李天佑的这几句话保护了父亲，全家因此免遭覆巢灭顶之灾。父亲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后来病重时还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当面向李天佑的遗孀杜其远阿姨表示感谢。

    母亲被抓进去后，曾一度关在地质部政干校的牛棚里。母亲利用我送东西的机会，对看守说，她的钢笔摔坏了，让我拿回去修。我当时感到有些蹊跷，看到母亲给我使眼色，马上会意了。看守看了一下笔，就让我带出去了。回到家后，我急切地拧开钢笔，在笔囊的钢套里，卷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原来母亲凭着搞地下工作的经验，送来消息，保护家人。母亲的纸条告诉我们她为什么被揪斗，康生批示的内容，专案组审查逼问她的重点，要父亲心里有数。为了不连累别人，母亲把所有“罪过”都自己担当起来，要我们“跟她划清界限”，做好长期到农村吃苦的准备，还对每一个孩子需要添置的衣物一一作了交代。母亲这些近似诀别的话，犹如五雷轰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确实是母亲的字迹。多年之后，当我再次读到母亲的墨迹时，仍然心如刀绞，百感交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母亲被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记忆中，那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夏天，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当时，父亲在总参办的学习班接受审查，也不能回家。我是家里老大，弟妹们还小，营救母亲的事就自然落在我的身上。我焦急万分，四处找人求救，跑地质部机关打问，给上面写信，可以说是病笃乱投医，能想到的人都找了，但毫无结果。我一筹莫展，最后想到了给周总理写信。母亲当年在北京医院工作时，曾当面向周汇报过工作，留给周的印象不错，说母亲是个“精干的女同志”。于是，我连夜给周恩来写求救信，恳求他无论如何救救母亲。但信送出去之后，石沉大海。

    大概是看到我多次跑地质部，部里的军代表多少动了一点恻隐之心，给我透了底，说不要再给总理写信了，北京卫戍区逮捕你母亲就是总理批准的；还告诉我说，地质部造反派上报的材料送到中央后，碰头会没有向地质部军代表核实事实。母亲的案子已经交给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下面的彭真、刘仁组管。当时，专案组想从母亲当年曾为地下党保存电讯器材零件的事打开缺口，为他们给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定罪是“特务组织”找根据。但是查来查去，一无所获。当年为抗日捐赠电讯器材的人和交给母亲的地下交通员都证明了这是冤案。可是，一专办还是不放人，也不做结论，一拖就是七年。后来我才知道，周恩来是一个懦弱自保的人，当时他虽然是中央碰头会的牵头人，负责专案审查，却不敢得罪康生、江青这些文革权贵。为了不得罪江青，他连自己的亲弟弟、干女儿都可以亲自批准逮捕，更不要说我母亲了。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一个堂堂的中国总理，却要看着文革权贵的眼色办事，替他们出面滥抓无辜。从此，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