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１２日，国民党统治下的我的家乡——吉林省德惠县突然遭受一场空前的霍乱浩劫，短短两个多月内，死亡２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１／１０，为同期全国各地流行病死亡人数之最。 

　　我始终坚信，对历史苦难的追忆和铭刻，会让我们成熟和警醒；是对身后脚印是浅是深，是弯是直的镜鉴，以便走好下一段路程。否则苦难就是双重的。之于此，在我与起因不明的德惠大霍乱的历史记载遭遇后，我就开始了艰辛的调查倡议活动。也出于对家乡的责任和感情，把对日本的理论研究同实践相结合，进而试探一下说日本人已忘记侵华历史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一种历史观。

　最初在少年时代，从父母的支言片语里，后又从有关资料及人们的讲述，以为这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心想，如真是这样，就应向日本索赔，讨还血债，索赔数额不能低于犹太人向德国、韩国人向日本的索赔数额。即使达不到目的，也可教育国人。

　　１９９８年，再仔细打量这段历史，不免怅然。《德惠文史资料》称“据传源于长春。”《德惠县卫生志》记载：“国民党新一军１９４６年５月从上海带来病源。”    是天灾，还是人祸？难道起因就这样轻易，或永为千古之谜？我付出了巨大精力、财力进行调查，逐渐深入之际，才发现我也是受害者遗属。我外婆的父亲和另外三个亲人也因此丧生。外婆父亲７０多岁，染病死亡。外婆又怕又悲，以泪洗面，不敢去祭奠。   

　　新一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号称“天下第－军”。抗战时期曾远征东南亚，在曼德勒会战。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日军，解除了7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百余人。国际舆论界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战后，美国请孙立人的新1军代表中国 占领日本。然而国共内战期间，新一军只好冲锋陷阵，来到东北。当时有 “铁打的的德惠，纸糊的长春”的说法。是因为长春国民党部队不堪一击，围困长春导致１０万平民饿死,而新一军５０师据守的德惠则让解放军大吃苦头。

　　1947年2月23日，东北我军第6纵队围攻德惠，第1、第2纵队于布海以南中长山路两侧打援。 参加围攻德惠的炮兵有总部的炮1团、炮2团和2纵炮兵团四个连，加上第5师山炮营和佳木斯炮兵团两个连， 总计火炮80门。对这次作战，国共都非常重视，司令员林彪和刘亚楼朱瑞决定亲临观战。蒋介石手谕：“德惠一战，事关国际信誉和党国命运，只许胜利不许失败。

　　新一军５０师师长潘裕昆老谋深算，率军顽抗。由于我军不会步炮协同，四面平分兵力，连城上一处口子也没有轰开，步兵四下受阻，损失数千人。 “回去了！” 林彪气呼呼地把望远镜丢到雪地上。 “红军过大渡河的时候，就一门炮三发炮弹，就打了胜仗。这回倒好了，炮越多越不会打仗了！”。 “德惠大捷”令屡战屡败的蒋介石欣幸过望，命名５０师为“中正师”。

　　是新一军带来的霍乱吗？新1军随廖耀湘兵团在辽沈战役中被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歼灭。所剩无几，要想找到幸存者殊为不易。“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险些在德惠被击毙，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孙立人后来任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国民党当局后以孙立人预谋发动 兵变为由，对孙软禁，直至1988年3月恢复自由。1990孙立人病逝于 台中，终年90岁。    我走访一个我应该叫舅的亲属，他当年曾参加新一军时，正赶上霍乱爆发，当时部队打预防针，怕患上霍乱。但是他也不知道是否原先新一军带来霍乱病菌。后来我在反映抗日远征军的纪实小说《大国之魂》中发现了新一军的身影，心想作者邓贤肯定与他们有联系，经过反复周折，现居成都的邓贤给我提供了台湾、成都等地新一军老兵的电话。    据３０师士兵黄多能、５０师士兵王云清回忆，新一军到达德惠前并没有染上过霍乱。况且１９４６年１月已抵达东北，途中并没有在上海停泊，无从在１９４６年５月的上海染上霍乱。可见有关记载严重失实。当然国民党作为当时德惠的统治者，对霍乱的蔓延、扩大，均未采取有效措施，负有重大责任。 这样，日本军国主义就成为最大的嫌疑犯。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在哈尔滨和长春分别建立７３１部队和１００部队，研制鼠疫和霍乱等细菌武器，并将活人用于实验，在战场上多次使用，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当时日本殖民者在德惠等地大量收集老鼠和老鼠尾巴，这无疑是用于细菌实验的可疑罪证。１９４０年，７３１部队在吉林农安施放鼠疫菌实验，致死近５００人，并波及到德惠。日军投降时，炸毁细菌基地，把霍乱菌投入井中。据当地百姓回忆，日军撤退时，火车经过德惠，把沾菌饼干扔下火车。战后盟军司令部里揭发、控告日军细菌战的信堆积如山。日本国会议员也数次就细菌战问题向政府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