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同长春媒体也密切联系，有的同我谈过后不了了之，有的一口回绝，有的静观其变。《新文化报》副总编任白很有正义感，说这件事很有意义，并决定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开始报道。由于没有历史照片，《新文化报》就要登我的照片，我本不想抛头露面，但盛情难却，只好照了一张挡住半张脸的照片。

　　９月１８日《新文化报》头版和第五版刊发了记者朱方清采写的６０００多字的关于德惠大霍乱的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在德惠，《新文化报》销售一空，供不应求，几天后还有人来购买，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关注着５３年前的一页惨痛历史将有何种下文。《新文化报》共发表十多篇有关文章。看到受难者的讲述，仿佛那场苦难就在面前上演，我不禁黯然泪下。我还收到受害者遗属、倡议者等社会各界捐款，最先捐款的是我的外甥李小龙，捐了10元，他当时是德惠市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后来我去北京呼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他还把自己100元压岁钱给我作为活动经费。记得当年我领他逛街，他围着小吃店铺的海鲜好奇地观看，而当时我兜里只有5元钱，不能给他买，我情不自禁泪下。   尽管捐款者中有的人不太情愿，对我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但是能够慷慨解囊，完全是出于我们的交情，他们不想拂逆我的热情。对此，我表示理解、谢意和敬意。这些各界捐款我准备交给有关方面作为调查、纪念费用。但直到3年后的2002年，仍没有机构表示愿意接受调查或纪念德惠大霍乱。无论如何，我对捐款者有个交代。如果最后仍无结果，我会如数奉还。在此把捐款者名单列出，以求公开化和透明度。   

　　王武，我的校友，活动能力强，我们认识较早，交朋友较晚，但关系深厚，捐100元。
      王运海，与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伙伴，朴实，忠厚，解放军军官，捐200元。
      葛伟勋，我的同学，困难的时候许诺捐200元，不会失信。
      宗相辉，同学，在北京我的许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忠厚老实，捐130元。
      张风武，我在长春时经常见面的老同学，豪爽正直，多次帮我打字，功不可没，100元。
      刘万超，我的表弟，正义感较强，对我支持甚多，200元。
     刘德明，一度人生发展低落，后又崛起。德惠大霍乱最初的参加者，100元。
     朱玉祥，吉林大学研究生，捐100元。
     韩长富，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捐100元。
     王大庚，德惠大霍乱受害者亲属，捐100元。曾说，能挣到日本人的钱就行。但想起那么多的苦难，再有外敌入侵，他第一个上战场。
      冯久峰，和我是同学加亲属的关系，为德惠大霍乱所作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100元
     张大辉，我的表哥，德惠大霍乱受害者亲属，50元。
     徐亚安，稳重向上的好同学，捐50元。
     徐采浩，好哥们，最困难的时候捐出30元。
    另有我的姥姥、父母姐妹，外甥和外甥女，共200元。

　　由于阻力太大，我自己单枪匹马难以为继，缺乏持之以恒的决心，就激情让位于庸俗，热血屈从于势利,因此“德惠大霍乱”调查没有坚持到底。更何况人不能喝西北风活着，我还要生存，于是我就退却。而这种退却只是暂时的休整，我没有达不到目的就告饶的传统。

　　许多人认为，调查德惠大霍乱难度大，劳民伤财，不能促进经济建设，百害而无一利。其实，德惠大霍乱发生后的５３年里，我们一直置若罔闻，也没进行充分的调查，也没见到忙得不可开交，更没有在经济建设上超过日本，人均收入仅是日本的１／５０。还发生过上百辆车为横死的“黑白”两道头子送葬的浩大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