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思（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中华日本学会会员）

　　新京报：就中日两国互相研究而言，中日两国学术界是否存在某种不对称？有哪些具体表现？

　　王锦思：是的。首先，以书籍和杂志的出版量而言，中国远远赶不上日本。据我所知，从1996年到2005年，日本每两天就有一本研究中国的书籍问世。其次，日 本对中国的研究非常专业，分类非常细致。日本最先完成了对中国书法的全面研究，而且率先设立了书法硕士。

　　反观中国的学术研究，则很难令人满意。一是近10年来研究日本的著述往往是大同小异，翻翻目录即可明白。二是对日本现状的分析和研究严重不够。最后，即便是研究日本历史的书籍对问题的解析亦不够全面，而且一定程度上会强化国人的偏见。此种现状既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日本，亦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

　　新京报：中日两国大概各有多少人从事相互研究的工作？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王锦思：包括一些业余爱好者在内，日本大约有几十万人在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问题。

　　中国研究日本的学者和民间人士也约有十多万。但是，日本研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注重现实性和实用性。就现实性而言，日本学者会研究中国的经济现状。就实用性而言，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注意为我所用的借鉴作用。

　　日本陶艺家已经把中国从宋代起失传的“建窑”瓷器重新复制出来。反观中国，中国学者为我所用的意识明显不足，即便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往往更注重批判。

　　新京报：你对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有何建议？

　　王锦思：中国在战后60年没有出过一本像《日本第一》、《菊与刀》这样有分量的著作。我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拿出不仅得到本国读者，而且可以得到日本甚至第三国读者认可和敬重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