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中，青年毛泽东曾两次谈到了“国学”。

　　一九一五年八月三日，二十二岁的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信，征询他是否愿意应聘平江县高小国文教师的意见。信中说道：“师其校者，尚多名贤。有某公者，居校经十有余年，学具有根柢，故欲于国学加研究，亦尽有切磨之朋。”这是希望用“于国学加研究”的好处来打动朋友的心，说明国学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九月六日，毛泽东第三次致信萧子升：“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

　　这大概是毛泽东一生中论及“国学”最多的一篇文献，“国学”一词出现了六遍。信中所说“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进一步说明国学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异乎寻常的重要。接着，毛泽东陈述了重要的原因：“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国学不仅范围广，意义深，而且国学常识是“顾吾人所最急者”，因为它关系到“何苦而为中华民”的大问题，也就是做中国人的资格问题。然后，说到学习国学的途径，推荐了曾国藩编纂的古文选读本《经史百家杂钞》，因为“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接着谈到了国学文献的阅读方法：“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毛泽东还把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与自己老师黎锦熙的教导进行了比较：“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接着又说了国学的价值：“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下面又将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加以对比：“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指出《古文辞类纂》偏重选文的文采，而《经史百家杂钞》则兼顾了道义与文采。然后，又用现代术语概括了学习方法：“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并且推而广之：“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从下文“吾闻之，甚有警焉”的话来看，这种用现代术语概括的学习方法似乎是黎锦熙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学生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