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刘伯承与彭德怀之间就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并非出于个人私利，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江山定鼎后，两位老帅的误会被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反教条主义”中俩老帅谁也不是赢家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中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彭德怀元帅。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其实，刘伯承与彭德怀在战争年代就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他们的误会缘何而起呢?

    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

    历史的暗角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