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两位老帅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两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对部下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750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