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在6月7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百思而不可解”。周恩来看信后立刻给毛泽东写信说：“……始知纪念会召开，无悼词，不登报。”“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周恩来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贺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6月9日下午，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沉痛和肃穆的气氛中举行。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亲自参加这个仪式。

    当年出席仪式的徐向前回忆说：“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而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后果的深深的愤慨。”

    在去八宝山前，周恩来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邓颖超觉察到后，打电话给贺龙夫人薛明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当在八宝山的休息室里见到薛明和她的子女时，周恩来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

    薛明后来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和孩子们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好多老同志进来，一个一个和我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太难过了……’我替他抹去流下的泪水。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啊！’这时，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

    伴随着低回的哀乐，周恩来走进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会场，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了7个躬。之后，他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75年9月7日 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竟减少到30.5公斤。进入9月份后病情更是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鉴于这种危险病况，医疗组不得不取消他的所有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当与外宾谈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