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指派我到薄一波同志处做秘书工作。在我之前已有两位来自老解放区的“三八式”(就他们的资历说的),在我之后,又来了一位老区的青年。我们四人组成一个秘书班子,我们的年龄、出身、经历不尽相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有时也出现差异,但对一波同志的印象却很一致。

忙忙罹险阻,往往耗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波同志是个大忙人。他的会议多,经常要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召开的会议,这些会议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请假的;还有对下属单位传达中央的指示、决议,布置工作任务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时间都要求紧迫;此外,还有他兼职单位的会议、社会团体邀请他做时事政策讲演的会议;个别人的请示面谈等等。除了会议多,需要他批阅的文件、电报也很多,每天都有几卷宗。有时候他实在批阅不过来,就由秘书替他摘要,以节约他的时间。那一时期,一波同志是无所谓节假日的,工作随来随办,甚至夜里睡了,还把他叫起来。

他为什么忙成这样子?因为兼职太多了。他是中央政府委员、政务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中央编制委员会主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中华全国合作总社理事长、中央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这么多的头衔,都是实职,没有挂名虚衔。所以他很忙是自然的。忙,不一定是坏事,但太忙了就难免忙中出错。那时我们几个秘书中,就有人预言,这样下去非出漏子不可,不幸而言中。没有过多久,就因为财政部修正税制工作做得不细,出了差错,引发了一场不亚于几年后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那样的高级干部之间的党内斗争,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震惊得目瞪口呆。有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对我说,当年延安整风就是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判从严,结论从宽,最后处理还是会实事求是的,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沉住气,咬紧牙挺住,绝对不能寻短,否则,人死了,还要说你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与党对抗到底,永远也说不清了。不曾想到三年五载之后,我也遇到了几次无妄之灾,多亏听过那位老同志的点拨,我才死里逃生。这是题外话了。

那时候,一波同志正是风华正茂,精力过人,从没有看见过他因为忙碌而烦恼,有时候他还自找“烦恼”。有那样一件事,中财委副秘书长周荣鑫向他汇报工作,提到有几件事,他已经向陈云主任请示,但陈主任指示他找薄副主任就行了。一波同志说,陈云同志要集中精力研究大政方针问题,区区小事不要轻易去干扰他。再说他身体也不太好,我们要主动替他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为陈主任着想,也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类似的话,一波同志对其他新来的副主任也说过。没想到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有的副主任竟说这是薄一波专权,他篡夺了陈主任的权。这只能说“天知道”了。我们当中有人对此抱不平,而一波同志却说,我入党那天就当支部书记,在敌人的监狱里,我还当支部书记,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独当一面,搞原则领导,我也有“一技之长”。到了中财委,我才陷入事务主义,这是自觉的。说我专权、夺权的同志是对我缺乏了解,一时误会,不要介意。

重视知识,关心人才

一波同志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到协助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以后,他感到他的身边要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助手外,还需要有财经专业知识的助手,他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给他调一个学经济专业的大学生。那时大学生中共产党员很少,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的更少,这使市委组织部有点为难。当一波同志得知这情况后,他说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出身更不能决定人的一生,青年学生思想单纯,爱国热情高,正义感强,接受革命道理快,不要求全责备。这样,市委组织部就把我这个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候补党员的档案送给一波同志审阅,他看过后就说,好了,就要这一个。

我踏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