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几乎在同一时间,我这个小百姓也重见天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探望一波同志,直到1991年的6月1日,廖斗寅、郝正庭、张博荣和我去中南海探望他。那一次,大家皆大欢喜,谈笑风生。一波同志把他的著作《领袖·元帅·战友》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送给我们。中间,一波同志谈到他几次外出视察时所见到的改革开放后的可喜气象。他还回忆起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关于国家兴亡的周期律问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波同志居安思危的表现。

1996年,春节期间,杨济之、郝正庭和我一起去中南海探望一波同志,我们到时,会客室里已经有两位老同志和一位青年在座。一波同志的开场白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两个人在一起,说真话;三个人在一起,胡说八道。今天我们是七个人在一起也要说真话。接着他就说,毛主席一生说过许多话,有对的,也有错的。他有一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人人都会犯错误,当然错误有大有小,要争取少犯大错误。然后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了不起的时代,一个叫“贞观之治”,一个叫“开元之治”。前者只有23年,后者也不过32年,连半个世纪都不到。一部中国历史,乱多治少!他又念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他居安思危意识的又一次流露。因为等着一波同志会见的客人很多,我们就告辞了。

1998年,一波同志要我参加他的革命回忆录的编写工作,在我向他汇报他参加新政协,安排党外人士那段经历时,他又提起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又念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使我感到一波同志的忧患意识,随着他的年事日高而更加强烈了。那年一波同志92岁,记忆力好,思维清晰,他对书稿逐章逐句的审阅、推敲,他指出的缺点错误,使我口服心服。比如:他指出“1949年,是以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而载入史册”这句话说,不对,蒋家王朝并没有覆灭,只是被赶出大陆,他跑到台湾又搞起一个“政府”嘛。他又指出,“大跃进中有的同志的头脑比我还热”,这不是说我的头脑也热了吗?书稿中提到毛、刘、周、朱、任五位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波同志在五位后面加了“建国后”三个字,把话说得更准确了。这样的事例还有,使我深感自己的浅陋。一波同志告诫我,参加写作班子,不是叫你什么都听我的,要有自己的鉴别,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行文一定要实事求是,浮夸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一概不要……

我在一波同志身边工作,前后有八九年时间,他值得我崇敬的除了他一贯的勤勤恳恳,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之外,还有在“一言堂”时代,他能对某些决策保持自己的看法。1957年,我被定为右派分子,见到他时,我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一波同志不以为然,他说,不要那么想,所谓的右派分子不过是思想上有点右倾而已,什么敌我矛盾,内部矛盾,没有那么严重。我仍然认为你是好同志,不要灰心丧气,你一定会回到党内来的。当时他对我这样的安慰,使我重新鼓起勇气,振奋精神,没有自暴自弃,妄自菲薄,二十年后,一波同志的话应验了。我怎能不由衷地崇敬他!

我与一波同志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我不敢说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只是感觉到我的一生中还没有遇到第二位这样的良师益友,从这点上说我是幸运的。如今良师已经作古,学生已是风烛残年,只能将无限的哀思,都付予滚滚的历史长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