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武昌都府堤街20号的中共五大会址

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

二楼的八七会议会场。据赵晓琳馆长介绍，毛泽东当年坐在靠近壁炉的座位上

　　时值9月末，武汉的“秋老虎”让人措不及防，似乎是老天有意让我们体验一下80年前革命先辈经历过的紧张与焦灼。带着湿漉漉的衣衫和急火火的心情，我们穿行在武汉三镇，追寻先辈的足迹，继续“红色之旅”。

　　位于武昌都府堤街20号的中共五大会址，以及东侧的毛泽东同志旧居都在进行大规模修缮，很多史料和实景无缘得见，十分遗憾。

　　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全国党员57963人。中共五大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不如3个月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但它为八七会议作了铺垫。党的五大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是一幢20世纪20年代初建造的3层西式公寓，门首上写“八七会议会址——邓小平题”几个金色大字。

　　沿着高高的红木楼梯登上二楼，赵晓琳馆长告诉记者，这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便是当年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的地方。室内错落有致地摆着各式凳子、椅子，没有一丝灰尘，仿佛开会的人刚刚散去。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是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在这重要会议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赵晓琳馆长向我们娓娓道来。

　　1927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秘书的邓小平，与实际上已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中央秘书长李维汉一起，在汉口秘密筹备召开紧急会议以挽救革命。

　　他们把紧急会议的地址选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会场安排在二楼。这里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农运顾问拉祖莫夫夫妇的住宅。这幢房屋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宅前临僻静街道，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发生情况便于撤离。

　　邓小平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由于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交通不便，时间紧迫，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党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震瀛、陆沉，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共青团中央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等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

　　代表们分3天由交通员分批带到会场，虽然炎夏的武汉是有名的“火炉”，天气十分闷热，但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甚至连门也不能开，吃的是干粮(面包、罐头)，睡的是地铺。

　　8月7日的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担任执行主席。会议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紧张地开了一天，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邓小平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待了6天。他所做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他自己回忆说：“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