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请他过去谈工作。我与警卫一起陪同他坐车去1号楼。到了1号楼，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长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按照医疗方案规定，白天，周恩来应该每四小时服一次药。

　　此刻，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药已经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缠身，深夜坚持工作，我考虑加服第五次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扰两位领袖的谈话。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我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不能光怕“打扰”，想起离开北京前，叶帅的“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嘱托，我几次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了解谈话是否快要结束了，若将要结束，就不再进去送药了。但得到的回音都是“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冒失地闯进去张望，更不要说打听了。

　　最后，我只能把给周恩来服药的小药瓶，请毛泽东处的工作人员送进去，给他服用，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来提醒周恩来休息、进餐、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办法，这是一种信号，以期得到他的默契与配合。这个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这时，我独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冬日长沙的深夜，室外温度也很低，加之潮湿阴冷，这种感觉比之北方的干冷更难受。到了凌晨4点钟样子，东方微露鱼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时间长了，更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便回到1号楼门厅内。

　　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仍不见周恩来出来，我同警卫员商量，决定都下车，到门厅外等候，必要时，走进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进去“冒险”催促一声。否则，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尽责。

　　主意已定，我们就下车走近门厅，听到周恩来跟他们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我们赶紧主动离开门厅，免得人家说是“偷听机密”。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听到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常常也是他给我们随员的“联络信号”。他用这样的办法提示身边的人，他的谈话结束，准备走了。这时，门帘拉开了，周恩来同他们握手告辞：“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照顾好主席。”

　　1975年，周恩来向外宾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吴阶平：“要如实告诉总理。”邓小平：“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