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新疆文学》的编辑来石河子向艾青约稿。我和《大跃进》的编辑主任王菁华，副刊编辑张和钟商量，要在《新疆文学》发表之前发艾青的诗。《从南泥湾到莫索湾》是第一首，然后，《烧荒》《泉水》《垦荒者之歌》《槐树》《帐篷》《年轻的城》，不断地在《大跃进》报发表了。

　　艾青不是说过嘛，“生活着，创造着，生活与创造是我生命的两个轮子”。艾青的两个轮子又转起来了。

　　记得是1963年夏天，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来人了解艾青的情况，农八师党委写了一个很有分量的报告，大意是说，艾青在农八师工作期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认真改造思想，写了不少受群众欢迎的好诗，建议给艾青摘帽。当年10月，艾青的右派帽子摘掉了。

　　艾青是真心想为石河子做些事，也是一把年纪了，到农场去，跟农工下地，采访拖拉机手，拾棉花能手，农业技术员。他说，要写军垦战士白手起家，写开拓者的胸怀，写出一种精神。他用了5年时间写了三四十万字的文章，记了一百多个人物，书名就叫《莫索湾》。我们组织了几次座谈会，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见。可惜的是，书没改出来，文革开始了。

　　艾青在石河子有一个头衔：农八师文工团顾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工团排了一个四幕话剧《军垦战士》。我，王志，朱定一起写的剧本。歌颂军垦战士胸怀祖国，扎根边疆，在盐碱滩战胜虫害夺取棉花丰收。演出后，受到好评，在全疆连续演了一百多场。恰好王震来石河子视察，就请他看《军垦战士》，我记得是4月。当天幕上出现天山，高高的白杨树，伸向远方的棉田时，王震高兴地站起来鼓掌，连声说：好！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国营农场。演出结束他与演员一一握手，说这个戏很有时代气息，写出了军垦战士的英雄精神。那时，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正演得很红火，王震说《军垦战士》可以比《霓虹灯下的哨兵》。是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缩影。说得我们很兴奋。

　　半夜，我们又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第二天吃过早饭后王震要和演员合影。我想，可能是司令员看了戏很兴奋，回到招待所还在想这个戏。我们也都睡不着了，第二天早早就到招待所等司令员。艾青也去了。

　　王震对文化人，对文艺工作的关心重视由来已久。1948年在西北战场，民众剧团演出现代题材秦腔《血泪仇》《穷人恨》。王震给剧作家马健翎写信，表示祝贺。收到王震的信，艺人们感动得泣不成声，这是我亲眼所见。只要是文艺团体随军演出，王震总是率领部队一起观看。

　　王震，张仲瀚留下的传统，影响着我们。农八师文工团，就是挖了人家甘肃的墙脚。1958年大跃进，搞得全国到处闹粮荒，不少地方饿死人。我们兵团粮食年年丰收。这又是一个话题，感谢王震、张仲瀚、陶峙岳有头脑，舵把得准把得稳。

　　附近省份的饥民都往兵团跑。甘肃兰州市文工团，酒泉钢铁厂文工团，酒泉地区越剧团，兰州市豫剧团，先后来到石河子，当时叫做“就食度荒”。一个农八师一下子养了4个专业文艺团体。农八师党委决定，把第三招待所的拐角楼让给他们，不但管吃、管住，还发给生活费。我具体负责，三天两头跑，问寒问暖，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解决各种困难。自己还要勒紧裤腰带，省下粮食支援灾区。

　　1961年，中央开始调整政策，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甘肃的文艺团体也准备回去了。我找鱼政委，找政治部的领导，建议留下一个，我们石河子要有一个自己的专业文艺团体嘛。鱼政委支持，我跑兰州，找甘肃有关部门协商。我的诚意打动了人家，让在文工团里挑一部分演员留下来。我想到在训练班学习时候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