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社会主义能行吗？”王老深沉而又严肃地说：“石河子农学院搞地膜植棉，你们看了没有？每亩单产270斤，要增加多少利润呀！你们六师新湖农场要搞3.5万亩地膜植棉，一亩也不能少。”

　　王老让人拿纸和笔来，并说：”写一个东西，大家都签字。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王老在陈实副部长拟好的“新湖农场植棉三万五千亩，使用地膜技术措施。单产争取一百五十斤以上，利润争取一百五十元以上。”的“军令状”上，郑重地补写了一句：“争取赶上石河子农学院地膜植棉亩产270斤的好成绩。”随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震”。而后农六师的王寿臣师长、新湖农场的黄金山场长等相关人员都郑重签了名。这就是有名的王老与六师及新湖农场的“军令状”。同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新湖农场超额完成“军令状指标”的喜讯。其更深远的意义是王老亲临新疆，吹响了大面积推广种植地膜棉的号角；为推广这项新技术闯出了路子；为形成新疆“一白”产业打下了基础；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勤劳致富开辟了新路；为新疆和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幸的是，我也亲身经历了王老关心和重视新疆发展棉花生产的一件事。

　　1979年，当时我任昌吉县佃坝公社书记，到内地参观路经北京时，我去看望王震将军。他专门给我讲了种棉花的重要性，让我在公社带头试种。根据王老的要求，1980年春，我安排佃坝公社农业技术人员和联胜五队队长刘全芳同志联手，试种了百亩棉花。后逐年有所增加。

　　后来我被调到县水电局工作。1983年5月，我又一次到王老家探望，他老人家不仅问了我们种棉情况，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扩大试种面积，不断提高单产。他说：“你现在任县水电局长，更要支持和推进你们县的棉花生产。”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良同志也对试种棉花认识明确，高度重视，他专门组织农业、农机、农科、水电等部门和有关乡镇的领导到石河子农八师种棉大团148团学习取经。从1984年起，昌吉县在4个乡开始较大面积试种棉花。但由于昌吉县处在次宜棉区，早晚温差大，霜降期来得早，用一般的措施试种效果不大，而对地膜种棉的认识和技术水平跟不上，加上人的因素，几年来棉花生产虽有发展，但比较缓慢。

　　1989年，我调任昌吉回族自治州供销社副主任。当年出差路经北京，又去看望王老。虽然他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还是非常亲切地接见了我，王老和夫人王季青和我畅谈了近两个小时。王老十分关心棉花生产，听了我的汇报后说：“棉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原料，国际和国内需求量很大；棉花的经济价值很高，经济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在新疆宜棉区和次宜棉区，都必须走多种地膜棉这条路。运用科技手段打破种棉禁区也是可能的。你在供销社工作，是为农服务的，又管农资和棉花营销，这很好，一定要为棉花生产多作贡献，更要积极推广地膜棉种植技术。”我说：“坚决按您的指示去做。”他老人家笑着但又很认真地说：“我要检查的。”

　　返回新疆后，我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也下决心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努力做好。恰好1990年我被派为驻玛纳斯县工作队副队长，常驻玛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