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仗是越打越大，作为我军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是无暇去管一所学校的。然而，王震伯伯却不是这样，不论战事如何紧张，只要能抽出时间，王震伯伯总要抽空到学校看看，了解师生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帮助学校解决困难。记得学校迁址到河津县后，虽然生活较之过去有很大改善，但是总体上说生活仍然艰苦。可是大家从来不觉得苦，特别是令你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校园里，时不时能用上美国货，吃上美国军用罐头，不用说，这都是前方打仗时缴获的战利品。王震伯伯指示有关部门，“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需要好的营养，缴获的战利品，学校能用得上的，都尽可能地给孩子们送去”。每当我们见到马车装着印着USA的美国军用奶粉、罐头等物资运抵学校时，甭提心里多高兴了。这倒不是因为见到了好吃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王震伯伯又在前方打胜仗了。那时，听到打胜仗的消息，比什么都高兴。

　　红山放歌：“我们诞生在暴风雨里”

　　1949年入夏之后，前方不断传来好消息。西安解放了，成都解放了，兰州解放了，酒泉解放了……在这些好消息中，最让大家感到高兴的是两条：一条是新中国将要成立。第二条是新疆将和平解放，王震伯伯将率领一兵团的二军、六军向新疆进军。新疆对于大家来说是那么遥远而又陌生。于是，大家联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要随部队进新疆，新疆在哪里？我们也要跟着去吗？一连串的疑惑与不解浮现在脑海里。

　　终于接到正式通知，二军子弟学校在年底之前进入新疆。记得这年11月，二军子弟学校全体师生，离开山西河津县开始千里大迁徙，向西，再向西，其目的地是遥远的新疆。师生们先是乘十几辆牛车，赶到黄河渡口风陵渡，过黄河后换乘火车到西安。接着再改乘汽车，驶抵酒泉。此时已到了隆冬季节，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关山阻隔，车马难行，沿途又有乌斯满匪徒袭扰，西行的道路变得异常艰难。王震伯伯似乎预见到这许多困难，决定动用苏联空军的飞机。他和苏联空军的运输机中队商议，动用5架运输机，先把二军干部的孩子空运到乌鲁木齐，其他人员则安排由汽车团运送。就在这年12月底，二军子弟学校完成了建校以来最远的迁徙。新校址选在红山嘴下一个破烂不堪的河神庙以及附近的兵营马厩里。

　　这时，一批怀着美好憧憬的知识分子，从内地来到新疆。王震伯伯以极大的热情和真诚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不畏艰苦，扎根新疆，建设边疆，投身到边疆的教育事业中。

　　王震伯伯再次给学校确定了新校名：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学生主要来自四个方面：新疆军区的干部子弟，二十二兵团的干部子弟，省委省政府干部子弟以及八一农学院教授们的子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学生人数猛增至数百人。由于是初建，学校设备很不完备，所以，王震伯伯写了借条将财政厅俱乐部的俄式钢琴“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