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胃口越来越大，单方面提出一个整军方案，要中共部队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大部。周恩来接到这个方案，极为愤慨地对马歇尔说：“这是不能考虑的。”由于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马歇尔已失去初来时的公允。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电文中说：马歇尔“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扬言在四十八小时内消灭中原解放军。面对危局，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他认真地说：“能让的我都让了，不知政府是破裂呢？还是一面打一面谈？我们愿意和平，但不能接受蒋的这一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也没有关闭调停的大门，而是客观分析马歇尔调停的全过程，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他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时，针对他所提出中共和苏联的关系指出：“中国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而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如果国民政府改组成为联合政府，就可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反过来影响国际间的合作。中国是有理想的，中国要富强起来。中共对美国是既要合作，又要批评其政策中的不对之处。”

　　“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先后与史迪威、赫尔利、马歇尔打过交道，史迪威被他挤兑回国，赫尔利倒是得心应手，可让中共极不满意，很快也奉召回国。马歇尔是史迪威的上级和好友，蒋介石一直对他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多处记述马歇尔的调停，却很少赞扬的语气，说马歇尔实行的是“妥协绥靖政策”，“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

　　中原解放区陷于重围之中，7月中旬，国民党军又集中50万人，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对国内反战和民主的呼声实行法西斯的恐怖手段，先后在昆明暗杀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悲愤至极，立即去见马歇尔，愤怒地说：“不知你听到昆明的消息没有？现在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但却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是无耻、法西斯的作风，令人愤慨。我得到消息后，愤慨得无话可说。国民党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谈判、民主可言？”

　　马歇尔听着，脸色凝重了。7月18日，马歇尔专为此事上了庐山，要求在此避暑的蒋介石对此做出合理解释。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10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年近七旬的老人，竟然八上庐山，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奔走。

　　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对马歇尔不过是口是心非，应付应付。这下可苦了马歇尔，一个誉满全球的美国五星上将，上山下山，奔走呼吁，被调停工作折腾得形容憔悴，却无果而终。老人心碎了，他对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我真想退出军调处，回到家乡享受清新的空气，这里的硝烟太浓，我受不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贯自相矛盾。周恩来充分理解马歇尔所担当的尴尬角色，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有意将马歇尔与史迪威、赫尔利作了比较。他说：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因蒋介石反对，“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在谈到马歇尔时，周恩来称赞道：“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以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与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