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为毛泽东生前所钟爱。翻阅他在书页上评骘人物的批语，可见大政治家的眼光。近来又看《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再三斟酌的是这一点——他老人家缘何如此推崇马周的文章？

　　读欧阳修等的《新唐书》时，读到《马周传》，至马周上疏的那一页，毛泽东在其天头处写下：“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评价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贬抑历代仰作文坛北斗的苏东坡以作对照性褒扬。

　　这还不算，针对这篇传记所谓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结论，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由奴隶而成为商朝宰辅的，吕望即协助周武王灭纣的那位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马氏超逾神通广大的姜太公，可以想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马周何许人也？这位唐初大臣，在文学史上排不上号。他的出名，在其传奇性经历吧。他生于山东农家，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却广搜博览，以至满腹经纶。因生性豪放不合于时，浪迹天涯，后到长安给官员当门客。有一回他替主子代写的奏章被唐太宗李世民赏识，遂崭露头角，短期内擢拔为朝廷宰辅。

　　但无论是他的传奇经历，抑或是他的文学写作,却都不是毛泽东的兴奋点。内容领先，政治着眼，明乎此，方能揭开老人家心之所系吧?看看他喜欢的贾谊《治安策》，该文直指西汉同姓王分封制之弊：诸王幼弱，可暂免为祟，但将来长成，国家必现“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的尾大不掉局面。建议朝廷“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早削弱其挑战中央的能量。毛泽东曾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事理”者，治国方略也，现实政治也。

　　回头看毛泽东对马周上疏的评点。那是贞观六年给唐太宗的一封奏折。该奏折不粉饰太平，直言各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痛陈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后果就是在贞观之治下，依然“百姓未安”，“自五六年来，百姓咸有怨言”。马周总结历史提出治国原则：“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此段话语之上方画了三个大圈，又特意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边上逐字加双圆套圈。政治，仍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悟性，令马周文章远逾一般书生气十足的应试策论而臻“第一奇文”！毛泽东赞赏的是出身卑贱的马周深谙社会病症，且能准确地提供矫正之道。

　　矫正之道，即治国之道。不制止上层骄奢淫逸、底层困顿愁苦的社会趋势，何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临天下者，以人为本。”往事越千年，但在毛泽东眼里，马周于奏折中归纳出的这条治国原则不会过时。古今中外有各自的特殊社会规律，然而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普遍运作规律。记得点点在记述父亲罗瑞卿生平的《非凡的年代》中，如此描绘毛泽东警惕新生政权的安危——“确实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雄鹰，昼夜不息地用一双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同时，必然的，这头雄鹰更需要从全局视野关注共和国的安危。作为一个来自南方农村的革命领袖，“汗滴禾下土”的共同经历使他与农民及下层劳动者保持着一种天然联系，懂得他们对于“平均”基本生存权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望，懂得他们的艰难程度和忍耐限度。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终结果就是“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轮到社会对抗，神州板荡了。只有否定阶级对立的旧制度，奠定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相对缩小，连多数底层劳动者也开始拥有基本福利的局面，才有国家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