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无古人的探索难免留下遗憾。否定旧世界，岂可忽略拿来主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始，一股风自上吹来，急欲在分配领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批判“八级工资制”，片面追求“划等号”，真叫过犹不及，欲速不达。“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者又何从获得足够动力？平均主义行之既久，遂使当时中国迟迟难摆脱平均贫穷亦即普遍贫穷。改革开放，当然要纠正毛泽东后期之误，要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包括承认基于合法竞争而来的个人收入差别。于是以1978年为轮轴，人们可以观照到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呈现的综合国力大跨越、民众生活大提高，及巨变赖以支撑的利益激励机制。

　　有意思的是，新世纪新阶段，仍然值得重温毛泽东生前的读书心得。不是吗？改革开放促成中华盛世，但迅捷发展中仍有一系列待解的问题，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即其一。一个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5年的比重较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成果向某些群体和部门过度倾斜，而某些地方大员又未藉此财力推动公共服务建设，影响了职工积极性，竟至出现“民工荒”。真须请某些官员读一读——在介绍隋朝库廪充盈、炀帝大兴土木终致改朝换代之后，马周希望唐太宗注意：“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不着一字，意味深长。

　　是啊，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又是执政基础。古代前贤尚且懂得安天下必先存百姓的道理，我们怎么可以容忍挥霍民脂民膏打造“政绩工程”？又怎么可以听任社会收入差距无限扩大，基尼系数红灯闪烁？社会公正要求持续贯彻改革开放的普遍受惠原则，要求确保社会成员体面生活的尊严底线。须知“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竟是亚里士多德认定的“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0页）！

　　正当全党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调节人民内部利益关系之际，老人家的读书心得可作一帖催化剂，提升我们执政为民的自觉性。

　　(作者为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