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周恩来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纠正和补充。1957年4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4次和第46次会议上的发言就此问题阐明了一个重要的新观点，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应该只是单一的公有制，还应当允许私有制存在。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流”的情况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他还具体举例说:“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小盐场让其放开，应该马上开放，可以搞个类似小煤窑的办法，不要因噎废食。”总之，“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周恩来同志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不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反而“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 ［1］（p.350～351）

　　后来，周恩来的这一观点有了新的发展，1961年9月22日，他在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进一步把个人所有制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他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此外还有一种是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或手工业者，或单独的个人中医诊所。”他还预计，这种个人所有制可能要长期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城市和乡村的界线没有了，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也可能保留极少数个人所有制，不起决定作用。” ［8］（p.1609） 1962年4月，周恩来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原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关于所有制的“想法是不恰当的”。他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状况比较复杂，不能设想得太容易。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不仅农村，城市都得进入人民公社，把街道里弄都改造过来，成员都改造过来。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快地就能从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 ［4］（p.395） 为了使自己的这一想法能够在农村中得到落实，1962年5、6月间，周恩来还托杨尚昆给在上海的田家英打电话，提出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5］（p.48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仍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且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