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晤面1937年，国内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海外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潮。陈嘉庚先生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这样，陈嘉庚却因“对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又“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而感到“义有未尽”，于是，他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热烈响应，派出代表组成慰劳团，共50余人。

　　为使慰劳团能尽南洋华侨代表之责，陈嘉庚不辞辛劳，毅然率团回国。

　　慰劳团在重庆慰劳考察期间，中共领导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曾到陈嘉庚寓所拜访，并在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在茶会上，陈嘉庚介绍了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及其任务之后说，华侨热爱祖国，支援抗战。若发生内战，将为亲者痛，仇者快，华侨将会大失所望。万望两党以救亡为前提，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会后，陈嘉庚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一一奉告，并说，到西安后可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事隔两天，陈嘉庚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半个月后，慰劳团于1940年5月1日分三个团前往各地。陈嘉庚到成都时，正值蒋介石也在成都。蒋介石设宴招待陈嘉庚，席间，蒋问：“陈先生到成都后，是否他往？”陈嘉庚答：“兰州、西安。”蒋又问：“尚往别处否？”陈嘉庚知其意，即答：“延安如交通方便，也要去。”蒋介石听后，竟破口大骂起共产党来。陈嘉庚视其声色俱厉，便答：“我受华侨委托，回国慰劳考察，只要交通无阻，我不能不亲自前往，以尽职责。俾回南洋方可如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对陈嘉庚的答复颇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说：“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骗。”

　　6月20日，陈嘉庚自延安经山西、洛阳、汉中，回到成都。他兴致勃勃地向已返成都的第一团讲述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和毛主席的几次会见。

　　陈嘉庚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

　　陈嘉庚曾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下午4点，余与侯君乘车赴毛主席之约，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容相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余言：‘何不另建住屋，敌机如来可进洞内。’答：‘亦有此打算。’又言他办公事多在夜间，鸡鸣后始睡，故日间须下午乃起床。余云：‘何不改日工作，身体或健康。’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

　　陈嘉庚当时对中共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还会亡党亡国。毛泽东还说，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是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组织基础就是国共两党，二者失去了任何一方，统一战线都不能设想。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谈话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