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的新课题
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对于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新课题。
在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做，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做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凡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任粥时在发言中提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奋斗，现在党员的成分85％到90％是农民，“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等偏向”。人城以后，“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在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发展速度太慢，对工作会有损失。如何保证党的质量呢？他提出：一是严格审查，新党员要举行入党仪式，这“对于党员是有教育意义的”。 二要加强教育，健全组织生活。三要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
任粥时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有坚强的干部经常注意党务工作。包括支部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这“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在全会闭幕前，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共十个部分，简要评价了各地的工作，对个别问题作了补充并系统他讲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针对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毛泽东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还是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他指出：
“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尸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叉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叉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
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说：
“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清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容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么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叉应当怎么看呢？”
对这一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就有类似的看法。1948年8月13日，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致电周恩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指出：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 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在结论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鉴于王明长期以来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专门提出了“如何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毛泽东说：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
毛泽东还谈到：
“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 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经过整风，微生物更大为缩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毛泽东说：
“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 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像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时间，但这要王明自己说说意见。”
王明接过毛泽东的话题，说：“一个月可以。”
毛泽东强调指出，“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
毛泽东还谈到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要人员的配备问题。他说：现在尚不能定，须与民主人士商量整个配备，但有两个人要报告：毛、周“是否加入。周一定要加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总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刘、粥时不加入，不要全加入进去，全加入是不行的。
毛泽东从十二个方面，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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