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关门打狗” 决战在黑土地—

封闭蒋军在关外
事实上，东北国民党军无论撤与不撤，都已在我掌握之中，他们被歼灭的命运是注定的了。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早已有充分的估计，成竹在胸。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分析东北敌人动向时指出：“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
毛泽东说，如果东北野战军“再有几次大胜仗，杨得志、罗瑞卿、扬威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橄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建议东北人民解放军打几次大胜仗后进入大体整，准备应付敌人撤退的形势。为了防备敌之撤退，要求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
由此可见，在对付敌人撤与不撤两种可能性上，毛泽东把重心放在应防止敌人撤退上。
而蒋介石经过反复权衡，最后仍决定固守东北。蒋介石说：“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据此，蒋介石认为：“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而以55万人马守这几个据点，蒋是有信心的。在他看来，解放军没有强大炮火和攻打重兵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于是，蒋介石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路”的方针。其具体部署是：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两个军6个师又3个旅共10万人防守长春，牵制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4个军14个师共15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重点为锦州、锦西地区，以确保同关内的陆、海联系；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8个军24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附近地区。
毛泽东的战略又比蒋介石棋高一筹。在提醒东野防备敌人撤退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提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这是对我军战略利益更加有利的宏韬大略。如果国民党将在东北的主力部队撤人华北、华中，对我军来说，虽然可以不费大力气就解放全东北，但也让敌人主力完好地转移，则对华北、华中我军作战很不利。
所以，蒋介石的决定和部署，正中毛泽东下怀，对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实施“关门打狗”，“就地歼灭”的战略方针极为有利。
方针既定，如何实现呢？关键是选择突破口。在这一战略战术问题上，由于所处的地位、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较长时间内东北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与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存在矛盾。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央也充分体谅前线的实际情况，尊重前线领导人的意见，所以这一矛盾并未在根本上影响全局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认为，防备敌人撤往关内的最好办法是把门关起来打。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南作战，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切断北宁路，堵塞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就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电林彪等，提出两个作战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
这是一条南下作战方针，作战重点放在北宁线。这一决策对实现“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构想具有决定意义。
北宁线，西自北平东到沈阳，从天津塘沽起沿渤海湾婉蜒向东伸展，全长700余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连贯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命脉。敌人依靠这条铁路，不仅可使华北与东北两大战区在兵力、物资方面相互支援，同时又可以从秦皇岛、葫芦岛得到海上援助，便于实施海陆机动。北宁线成了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管、生命线。因此，蒋介石集团始终把“确保北宁线”作为他们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切断北宁线，也就卡住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咽喉。
与中央的上述考虑不同，林彪等东野领导人则主张先打长春，认为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是不会退的。”先打长春可解除我军南下后顾之忧。
不过，林彪亦表示，“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
3月上旬，敌吉林守军退入长春，长春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
4月18日，林彪等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提出“对作战的根本意见”是打长春，计划从5月中旬开始举行长春战役，采取围城打援手段，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援敌，如敌不敢增援，则集中主力，准备用4万人的伤亡，攻击长春，争取十天半月时间内结束战斗。
电文中认为，南下打锦州、山海关之敌，或入关作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主要是，“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线前进时，在敌目前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各城市。且大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果分兵，“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该电还希望中央令杨、罗、杨兵团出动4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并迟至5月半（东野拟在5月半攻长春）到达此地区，进行休整和尽可能配合作战。
客观上说，东北我军攻克长春的有利条件是比较多的。守敌只有10万人，新七军与第六十军存在矛盾；我军早对第六十军展开了争取工作，该军有起义可能；守敌内缺粮草，外元救兵（沈阳之敌根据卫立煌的方针就是不出兵北援），士气低落。东北野战军主力均集中于长春、四平之间，兵力雄厚，火力强（重型火炮660余门，炮药充足）；后方支援便利。不利条件，一是长春的防御工事坚固，国民党军曾吹嘘“长春防务坚冠全国”；二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尚无攻克长春这样城市的经验。
收到东野准备打长春的电报时，毛泽东等到达河北阜平城南庄。
4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提出：鉴于蒋介石当时决定不从东北撤走主力，而东北指挥员又认为长春之敌比较好打，东北野战军有条件攻克长春，先打长春比较先打它处要有利一些，中央军委表示同意他们“先打长春的意见”。同时申明，不能因此认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认为东野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
毛泽东告诫东野领导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并告知，“我们可令扬、罗、杨（已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扬、罗、杨。”
这份电报鲜明地指出这样一条基本原则：打下长春之后，东北解放军仍必须向南作战。
得到中央批准后，东北野战军立即部署对长春方向的攻坚作战，组成由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原辽东军区机关为第一前线指挥所机关。计划以7个纵队兵力攻城，用两个纵队在四平以南阻敌，3个纵队在沈阳附近牵制敌人，用10一15天结束战斗。
1948年5月，长春守敌郑洞国集中3个师的兵力向西北方向出击，19日占领小合隆，企图把这个方向的解放军赶走，保护大房身飞机场不受炮火威胁，以利空运，同时乘此机会抢掠粮食。
林彪当即决定乘虚而入，集中两个纵队和7个独立师，采取奔袭动作，包围小合隆之敌，吸引长春敌人大部来援歼灭之，进而攻击长春。
郑洞国一看形势不妙，立即将部队撤回市区。这次外围战中，解放军占领了长春西郊机场，消灭敌军两个团。这一胜利甚至使朱德总司令认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主张用坑道爆破和集中炮火相结合的战法，强攻长春。林彪等人却从这次作战中发现，敌军防御工事坚固，得出了长春不好打，不能强攻的结论。
6月上旬，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主力仍位于长春、四平之间休整，迫使沈阳敌人增援，先歼灭援敌，后夺取长春，时间准备用两个月至4个月，秋收后再南下。
此时，毛泽东等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艰辛转战，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中央工委会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部署全国各大战场作战，在仔细分析了东野的意见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表示同意这个方案，要求林彪等人“精心组织这次战役”，同时提醒他们不要忘了做好向南作战的准备工作，在攻长春期间，“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毛泽东南下“关门”的决心矢志不移。
就在东野围困长春时，关内各解放区对国民党军展开强大攻势。这种形势客观上要求东野积极行动，钳制东北敌人，使其无法人关增援。这一形势也可能迫使蒋介石为了保住黄河、长江间腹心区域，而从东北撤退。
然而，自从长春陷入重围后，驻沈阳的卫立煌不以一兵一卒增援，结果出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反被牵制在长春地区，同长春守敌形成对峙的僵局。蒋介石用一座孤城“钳制共军大批主力南下”的企图，一时得逞。
这一局面，亦促使东野领导人进一步认清了，如果仍集中主力继续围困长春，是不妥当的。7月20日，林、罗、刘报告中央军委：“我部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夏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同时提出具体作战部署请中央裁定。
毛泽东在7月22日复电中再次强调，“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
毛泽东指出：“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要求林、罗、刘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向南作战的有利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
至此，经过5个多月（从1948年2月7日至7月20日）的反复商讨，东北野战军主要指挥员在东北主力是否南下作战的问题上，终于取得了同中央军委一致的认识。
有趣的是，当着东北野战军就如何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在前线指挥员与中央之间发生分歧，最终达成共识的时候，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东北将领之间在如何固守东北问题上也一直争论不休，但直至被彻底消灭，亦未形成共识。
蒋介石已经明白了毛泽东“关门”的意图，非常害怕锦州被解放军袭取，一再敦促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锦州线。主张以周福成的第八兵团部指挥第五十三军和第二○七师守沈阳；将驻沈阳地区的主力第九兵团（辖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移至锦州地区。
但是，蒋介石的属下并不理解他的心意。这一方案立即遭到卫立煌及其手下高级将领的反对，他们认为“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一致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沈阳”。直至4月初，蒋亦未能说服卫立煌等人，只好同意保持国军在东北的现状。一个月后，蒋介石又督令卫立煌发动进攻，打通沈锦线。直至8月，卫立煌仍按兵不动，他判断：“东北共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采取围困办法。”这一判断没错，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9月发动了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