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老家在湖北麻城的乘马岗许家洼（现属河南新县）。自古以来，河南和湖北为兵家用武之地。从我记事起，军阀连年混战，你打他，他打你，闹得乌烟瘴气，哀鸿遍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趁火打劫，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贫苦农民“一年忙到头，还是精打光”，卖儿鬻女，颠沛流离，终年不得温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一九二六年，大别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乡农民捉豪绅，杀土劣，抗租税，砸烟馆，捣当铺，分钱粮，把那些穿马褂的老爷们统统打翻在地。种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大粪的当上了大委员。穷弟史们一个个争先恐后，要打出个自己的天下。革命是这样的解恨，这样的红火。不干革命干什么！

    为了保卫革命果实，我们这些“泥腿子”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由于我学过少林武功，还懂得一点军事知识，被选为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从这时起，我这一辈子就同枪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这支农民武装号称拥兵数千，但经常作战的只有二三十人，称作炮队。平时发现有敌来犯，只要鸣土炮报警，就会四方呼应，八面来兵，连女和小孩也拿着木棒、竹竿，菜刀，赶来“呵嗬！呵嗬！”地呐喊助威。那时的武器是十分简陋的，除了我们炮队有几支钢枪以外，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梭镖是主要作战武器。尽管如此，也能够对付反动地方武装的骚扰和进攻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形势起了变化。蒋介石叛变了，汪精卫叛变了，我们党内也有人跟着瞎嚷嚷：“你们以前闹错了！”尽管我们说不出多少革命大道理，但认准了一个理：不打不能安身，不打没有出路！

    不久，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了我们这里。这年十一月，在湖北省委和黄麻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南麓燃起了武装起义的革命烈火。这是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起义失败后，党领导一部队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我们乘马区有不少同志则留在本地继续坚持着斗争。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有的人不干了，有的人逃跑了，有时叛变了。对于我和炮队的战友来说，也面临着关连身家性命的抉择。

    一年多来，我们这些世代为牛马的农民，腰杆直了，说话粗了，去县衙门里可以大摇大摆，有钱人见了点头哈腰，这还不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枪杆子。放下枪杆子无疑是纵狼入室，自引杀戮。

    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斗争下去，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但是，与其等那些刽子手杀上门来，还不如提着脑袋去杀出一条生路。人死算什么？杀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来自民众，为了民众，与其鱼水相依患难与共；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可以利用地形任意回旋；加上与我为敌的土豪劣绅死的死，逃的逃，反动势力较小，坚持斗争的条件是具备的。据此，我们横下一条心，豁上一身剐，在深山密林里和敌人打起了游击。

    一九二八年春，起义军重返黄麻，我们这支游击队即与他们会合。不久，起义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从此，我开始了在军队的漫长生涯。

    我们那时的斗争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常常靠葛根，毛栗、杨桃、山果、竹笋充饥果腹。长期吃这些东西，两腿发软，浑身没劲。但战斗却十分频繁，今天围个寨子，明天打个埋伏，后天再来个昼夜百八十里的急行军，几乎是天天打仗，有时一天要拼杀几回。尽管这样，大家并没有怨言，没有人开小差，没有人当孬种。那时，党的领导很坚强，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风气正，纪律严，团结好。大家常说：我们为了革命走到一起，虽不同生，可能同死，同志之间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这些，都是我们经军队伍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