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谈论许世友将军时，总认为他爱打大仗，爱打恶仗，从来没有打过败伏，是一位“全胜将军”，历史并非如此。

许世友将军，生前常对部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我的戎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个团，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耻辱，每当忆起此事，他都气愤难平，追悔莫及。

事情是这样的：1935年9月中旬，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自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已过草地，可是张国焘却下令红四方面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地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第二次过草地，已是秋季，金风飒飒，天气较寒，缺衣少食，比第一次过草地更为艰苦。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马塘、松岗、党坝一带，开始了南下时期的艰苦作战。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运用夜摸、奇袭和穿插迂回的战术，空峡谷，渡激流，翻高山，抢隘口，所向披靡，一往无前，迅速攻占了丹、懋功、达维等地，毙伤俘敌三千多人。

蒋介石见红四方面军南下，急忙调刘文辉、杨森、邓锡侯、刘湘等川军，四处防堵，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堵截于天全、宝兴西北岳地区。

红四方面军为摆脱困境，决定以攻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等地为目的，于10月20日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确定以许世友率领的红四军为前锋。11月底，许世友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命令，挥军继续南下，经过艰苦卓绝地战斗，先后占领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大邑和荥经县城，取得了局部胜利，初步站稳了脚根。这时，全军上下，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接下来，在百丈地区又与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展开了会战，打了七天七夜，双方打成了胶着状态。

12月初，敌人加强了攻势，蒋介石急派薛岳率七个师，从新津、成都出动，经洪雅向荥经、汉源大举进犯，妄图配合其他川军将方面军压迫于天全、芦山地区予以全歼。

在这紧要关头，一贯“左”倾的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亲自到红四军找许世友商讨防御任务。许世友面对地图思索良久，然后伸出小胡萝卜粗的手指，指向部位峡口：“敌来者不善，守峡口最好摆上五个团，至少也得三个团，否则守不住！”陈昌浩不同意许世友的意见，自信地说：“薛岳用兵谨慎，总是稳扎稳打，碉堡政策，不会把主力一下子用上来，我们摆一个团就足够了。”许世友据理力争，再三陈述敌我力量对比和利弊关系。这时，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却以势压人，命令说：“许世友同志，执行命令吧！”无可奈何，许世友只好执行命令，立即派了最强硬的三十五团去扼守峡口。

战斗打响以后，薛岳一次不投入九个团的兵力，对峡口实施疯狂的进攻，看家本事全部用了出来。红三十五团指战员，面对强敌，英勇抗击，迭挫强敌，打得异常艰苦，但终因寡不敌众，战斗失利。全团伤亡三分之二，团长、政委，也壮牺牲。峡口阵地失守，敌人蜂拥而至，红军防不胜防，乱了手脚，不得不边打边退，撤至天全、紫石关一带。

战后，许世友对峡口一仗的失利，有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峡口失利，主要原因在于违反客观实际的瞎指挥。沉痛的教训告诉人们：指挥员的决心正确与否，事关战役、战斗的成败。指挥得当，可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指挥失误，将会招致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而指挥员的正确决心，必须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全面了解、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尽可能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反复磋商，集思广益。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地指挥作战，就一定会吃败仗。

峡口一仗的失利，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败绩，这使许世友痛恨一生。那么，这一耻辱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担呢？

在军事斗争历史长廊里，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纵观古今中外战史，只有“常胜将军”，没有“全胜将军”。西汉时的飞将军李广，曾兵败西域；三国时的战将关羽，曾败走麦城；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徐向前元帅也曾兵败祁连。许世友将军偶然吃一次败仗，了就中足为奇了，但他仍不失为一代名将。中在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许世友仍是一位“常胜将军”。至于，他在四川峡口的一次战斗“失利”，同他的赫赫战功相经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