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白求恩马上把家搬到了蒙特利尔，在随后的8年中，他为肺病的治疗和研究倾注了全部精力，他发明的一些相关医疗器械沿用至今。其间，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复婚，但很快又劳燕分飞。白求恩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总是想使你折服，想重新塑造你，你应该是你自己，你不能迎合别人，否则那只能抹杀你自己。如果你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就让他们走开，或者你自己走。”与其说这是白求恩对妻子的表白，还不如说是他对自己性格的准确描述。白求恩属于蒙特利尔知识分子阶层，但他的穿戴和行为举止，却与这一阶层的人格格不入。

    白求恩去苏联参加医学会议，回国后坚定了在加拿大提倡社会化医疗的决心。他在蒙特利尔组织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为穷人看病。他还为穷人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每周都要请孩子们到他布置得更像艺术家工作室的办公室去玩。

    白求恩的一些做法遭到当局的敌视和同行的嘲笑，这无疑令他痛心疾首：“由于所处经济地位不同，加拿大社会分化成三个阶层：惬意的富人，穷人和灾难深重的人。而从事社会化医疗工作的我们，却在以珠宝的价格出售面包。”

    1936年，白求恩辗转到了西班牙前线，在那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他将搜集起来的血液冷冻起来，放在一辆特制的卡车上，然后运至前线100多个输血站。从西班牙回国后，白求恩又加入了为西班牙筹款的行列，他对加拿大政府给予西班牙微薄的捐助十分不满。

    1937年，白求恩宣布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之后，在写给弗朗西丝的信中，他首次透露了自己要去中国的计划：“西班牙是我心中的一块伤疤，你理解吗？我不想生活在滋生着腐烂和谋杀的世界里，而要伸出手同它宣战。西班牙和中国同属一个战场，我要去中国，那里最需要我。”

    因为有了白求恩……

    据介绍，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近两万人，其中10%至15%的游客是专程从中国大陆赶来的，另外大部分游客是加拿大各地的华人。自上世纪80年代，白求恩的事迹在加拿大被搬上银幕后，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知名度也逐渐上升，来参观的加拿大游客占10%左右。

    我们前去纪念馆采访的那天，正赶上当地普降大雨，但前来缅怀白求恩大夫的游客的兴致丝毫不受影响。“他很聪明，很勇敢，我很崇拜他。”从蒙特利尔赶来的卡雷弗里克先生这样向我们解释他来参观的原因。“一个普通人能有他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

    家住多伦多的多里安听说我们是中国记者，非常高兴，她说自己中学时也读过白求恩的故事，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自己因为忙于生意一直没有机会去中国。“可以请你们去我们的乡间别墅坐坐吗？你们晚上可以住在那儿，我们一块做点中国饺子，一块聊聊白求恩和中国。”多里安的真诚和热情让我们无法拒绝。当我们坐在多里安家临湖的别墅大厅里，在温暖的烛光下享用丰盛的晚餐时，宾主都为这样独特的经历而感动。多里安说：“没想到你们会接受邀请，毕竟我们素不相识。”

    是的，我们曾经是陌生的，但是因为有了白求恩，有了60多年前鲜血凝成的友谊的种子，我们在那相遇的一瞬间，就建立了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