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瞿秋白和周月林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敌人将我留守赣南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压缩在狭小的区域里。中央分局决定将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各部队，进行分路突围。

　　周月林说：“就在这个时候，项英向我传达了中央分局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和我转移到白区去搞地下工作。从福建、广东去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党的关系，就留在香港；如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并说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比较熟悉，要我和他们一同去，他们也很欢迎我同去”。周月林指出：“现在有的文章只说瞿秋白肺病严重到上海去就医，不讲去白区搞地下工作，这是不全面的。就医固然是一个目的，但主要还是因为苏区形势紧张，让我们转移到白区去搞地下工作。”她又指出：“一些文章笼统地讲我们四个人和邓子恢一起从瑞金出发，好像邓子恢也是准备去白区的。其实中央分局决定邓子恢去福建永定一带领导游击战争。他只是和我们一起出发，同行一段路，但不同一目的地。”

　　中央分局作出瞿秋白等人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后，又命周月林先行出发，护送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一担铅皮公文箱到瑞金武阳山区秘密埋藏。过了几天，瞿秋白等到武阳山上的武阳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和周月林会合。

　　此时，瞿秋白的身子十分单薄，脸色不好，还有些浮肿。他的肺病已十分严重。连日奔跑使病情加剧了，咳嗽不止，经常吐血。他为自己的身体担忧，希望能闯过眼前的险境，早日到达香港或上海，尽快找到党组织。他单独对周月林说：“我们不管到了香港还是上海，都要尽快找到党。以后，党有事通过你来联系，我有事也通过你与党联系。我和你的住址都不要告诉别人。”瞿秋白在详细询问了周月林家里的人都不认识她丈夫梁柏台之后，提出到上海之后先以梁柏台的名义住到周家，然后再设法找党的计划。周月林说：“对瞿秋白的这个安排，我是既高兴又担心，瞿秋白能住到我娘家，当然欢迎，但是我娘家苦，住在工人区，条件很差，怕他住不惯。而瞿秋白却说工人区更好更安全。”

　　瞿秋白此行要去上海，很自然想起了鲁迅。他对周月林说：“这次要是到了上海，我一定要去找鲁迅，我和鲁迅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在上海‘左联’的时候，合作得很好。我心里老是想着他，要是能见到他就好了！”

　　瞿秋白出发之时，中央分局已经收到了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电报。瞿秋白把这消息告诉了周月林。周月林说：“瞿秋白在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显得十分兴奋。他激动地说，毛主席是我们中央的领导人啦！”

　　突围

　　瞿秋白一行从武阳山出发走了一、二天，到了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山上，见到了省委负责人万永诚，万告诉瞿等，省委已接到中央分局的电报，准备派人护送出境，并提出一个突围方案：现在敌人封锁很紧，准备将瞿秋白等和外地买香菇的商人混在一起送出去。先把商人抓起来，和瞿秋白等关押在一起。瞿设法和商人们搞好关系借以掩护自己，然后由战士“押送”到交界线时，瞿秋白等和商人们一起逃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

　　瞿秋白不同意这个突围方案。因为他们五人，除邓子恢和周月林身体还好外，其余三人都有困难。瞿秋白重病在身，何叔衡年老体弱，张亮怀孕。如果一逃跑，敌人必然出动，有的跟战士交火，有的追商人，危险性很大。同商人混在一起行动也难保不暴露身份。

　　过了几天，万永诚拿来几只假面罩，提出第二个突围方案：将瞿秋白等人乔装成红军的俘虏，为防外人认出，各人戴上不同颜色的面罩，由战士“押送”着，趁机突围。这样，即使遇见密探，也认不出是谁。

　　没有更好的办法，瞿秋白表示同意。福建省委组织了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