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集中营的被囚志士中有一个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女“政治犯”，她就是被难友和敌人都认为“好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的林秋若。

林秋若，1914年出生于福州，1936年入党，曾任新四军《抗敌报》助编。1939年9月由党组织派往金华，任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会秘书，兼任《浙江妇女》月刊主编。1941年1月25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林秋若因“异党”嫌疑被国民党特务、宪兵逮捕。同日被捕的还有“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浙江潮》等进步媒体的地下党员计惜英、王九夫(即李士俊)、项堃、陈国忠及年轻记者谷斯钦(即季音)等七人。1月27日，林秋若等八人被押解到上饶集中营的茅家岭监狱囚禁。

四次受审 坚不吐实

国民党特务逮捕林秋若，只是怀疑她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并无确凿证据，因此审讯林秋若就成了敌人搞清她政治身份的主要手段。由于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主任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的妻子蔡凤珍，林秋若等于是蔡凤珍的秘书。林秋若利用自己具有“合法”的社会职业和一定社会地位的有利条件，在审讯中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始终没有暴露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

第一次受审，是在茅家岭监狱。特务管理员(即监狱长)卫俊立(绰号“狗头”)劈头就问：“你是异党分子吗？”林秋若回答：“什么叫异党？中国党派多得很，谁是异党？谁是正党？”“狗头”问：“你说中国有哪些党派？”林秋若说：“有共产党、国民党、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狗头又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林答：“不是。”“狗头”逼问道：“那你怎么进这里来？”林答：“谁知道你们为什么凭空抓人！”敌人的审问毫无结果。

第二次受审，是在茅家岭数里之外的杨家湖村一个审讯室。这次审问除了照例要问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等一般性问题之外，敌人主要追问林秋若干了什么革命工作？是不是共产党员？平日同什么人来往？对前两个问题，林秋若都给予否定的回答。平日来往的人，只说与儿童保育会的上层人物。敌人说林秋若“不老实”，威胁下次审讯要用刑。

第三次受审，是在杨家湖村第三战区情报专员室的另一个审讯室。先后受审的有分别从金华和江山被捕的两批地下党员和“政治犯”。敌人再三追问她“是不是共产党”，林秋若一口咬定：“不是！”敌人拿出从保育会办公室搜来的林秋若的日记本(里面记录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报纸的有关社论等资料)，讯问她：“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关心新四军的事？”林回答：“关心时事有什么不好？”敌人又拿出一些名片、图章等，问林：“这是些什么人？同你什么关系？”林回答：他们都是《浙江妇女》月刊的作者。

敌人又变换花样说：“你们共产党跑掉的人，我们都抓到了，邵荃麟已在江西吉安抓到了。”又威胁说：“你自己不招，你手下的人已把你招出来了。”林秋若知道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邵荃麟当时还在福建南平工作；儿童保育会地下党支部只有她一个人被捕，其他被捕的“犯人”都不知道她是中共党员。因此她胸有成竹，镇静地反问：“我没有跑，不是更证明我不是共产党了吗？！”敌人无可奈何。

第四次受审，是在茅家岭监狱女囚室窗外的一个茅棚里(停尸房，兼作审讯室)。敌人先提审一位同在金华被捕的年轻难友，对这个年仅十七岁的“政治犯”严刑逼供，逼他招供“计惜英是金华县委宣传部长，林秋若是金华县委妇女部长”。这位年轻难友根本不知道林秋若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屈打成招，被迫承认了敌人捏造的口供。

敌人接着就提审林秋若，拿出那位年轻难友屈打成招的口供记录，对林秋若晃晃说：“×××已经供出你是金华县委妇女部长，你还不承认？不承认马上给你用刑。”林秋若并非“金华县委妇女部长”，因此理直气壮地加以否认。敌人可能顾忌到林秋若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