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自题写“八七会议会址”。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与“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

　　一代伟人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密切相联。1927年夏，他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第一个来到开会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他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呆了六天，他所作的工作为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建国后，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忆“八七会议”

　　因为“八七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会场临时使用，会后不留痕迹。因此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情况没有文献记载，留下许多谜，给后人研究带来一定难度。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展览中把“八七会议”说成是在九江召开的。周恩来总理看后，指出“八七会议”不是在九江开的，而是在武汉开的。随后，湖北省博物馆根据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开始在武汉调查“八七会议”会址。

　　他们请来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1927年中央机关在汉的许多办公房屋是他经手租用的）。但是，由于会议高度保密，杨葆青也未能找到会址。当年筹备“八七会议”期间，邓小平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同住在汉口德林公寓（现天津路与胜利街交汇处），所以杨之华就去询问邓小平。邓小平对杨之华说：会议是在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家里开的。这是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八七会议”。虽然简单，但他肯定会议是在汉口召开，明确了开会地点是在苏联顾问家里。

　　二忆“八七会议”

　　“文化大革命”中，对“八七会议”的研究和对会址的考证曾一度中断。1972年，武汉市文物部门继续做这项工作。为了弄清会议的基本情况，他们拟了一份征集提纲送到北京。同年9月，邓小平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来的这份提纲。此时的邓小平已被谪居江西新建。9月22日，他亲笔写了一份回忆材料回答所提问题。在这份材料里他写到“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当时由于汪蒋合作反共，白色恐怖严重，所以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他还回忆了到会人员，怎样进的会场，代表们的吃住情况，会议由谁主持，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对记不清的问题，他明确写到：“我不记得了。”这是他第一次笔忆“八七会议”。虽然事隔45年，但是记忆大部分是准确的。这份珍贵回忆材料与后来陆定一的回忆相互印证，对会址的最终确定和会址的复原起了重要作用。

　　三忆“八七会议”

　　就在邓小平亲笔回忆“八七会议”之前，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示，之后周总理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11月13－14日，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革命旧址。14日，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他边走边看，就像回到了当年。当看到“八七会议”会址的照片时，他不由自主地反客为主，向身边的陪同人员介绍起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介绍完后，他还对“八七会议”作了高度评价：“‘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农民暴动，举行秋收起义，号召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邓小平的生动介绍给在场的人们上了一堂令人难以忘怀的党史课。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八七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