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忆“八七会议”

　　1978年，武汉市文物部门为了更准确地再现“八七会议”历史，将复原的会场拍成照片，送请邓小平审定。此时邓小平已是第三次复出，恢复了党政军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3月25日，时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办主任的邓垦向在京筹备八七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转达邓小平对复原陈列方案的意见。邓垦说：昨天我见到小平同志，请他看了八七会址复原的照片。根据他的回忆，参加“八七会议”的人员是分三批进入会场，由交通员带进去的，一次不能人多。办事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是最先去，最后走的。到会只有二十多人。他说当时武汉很热，都睡地铺，开会时甚至连门都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他强调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宣传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复原要体现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垦还转达了邓小平对会场布置及桌子、凳子等具体问题的意见。

　　武汉文物部门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并参考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复原了会场，并遵照邓小平关于办纪念馆的指示精神，举办了辅助陈列。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正式对外开放。

　　五忆“八七会议”

　　1978年8月9日，一份人民日报编印的《情况汇编》放到邓小平的案头。这份《情况汇编》的“理论宣传动态”栏目刊登了题为《“八七会议”到底在那里开的？》的文章。为了弄清史实，有关人员请邓颖超同志阅。邓颖超批示道：“据我知道是在汉口开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李维汉都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向他们核实一下就明确了”。随后，人民日报将《情况汇编》和邓颖超的具体意见报送邓小平。邓小平于8月9日在人民日报的来函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只能肯定是在汉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里开的，哪条街几号不记得了，可能李维汉同志回忆得起。”这次回忆仅涉及到会址。他再次提到会议是在汉口原租界的洋房里开的，并提供了李维汉了解情况的线索。

　　六忆“八七会议”

　　1979年10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党史陈列》在禁闭了13年之后重新开放。在举办这个陈列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说明历史，反映历史的真实，拟增加两件重要展品。一件是“八七会议”参加者名单；一件是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这两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极其重要，究竟哪些人参加了，当时史学界还未搞清楚。中国革命博物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初步掌握的名单，请他帮助鉴定。信是1979年9月11日发出的。当时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工作很忙，工作人员以为他不一定有时间来处理这样的具体问题。想不到9月17日批复就下来了。邓小平亲笔写道：“参加遵义会议的名单是确切的。‘八七会议’名单，大体差不多，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李维汉知道清楚些，他当时是中央秘书长，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可问问他本人。”工作人员如获至宝，多年来搞不清楚的两件重要史实解决了。

　　七忆“八七会议”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故地重游，重返“八七会议”会址。此时的三教街41号已是一座革命纪念馆，一楼举办有辅助陈列，全面反映“八七会议”的背景、经过和意义，二楼恢复了开会时的原貌。53年过去了，当邓小平再次站在会场时，眼前的一切勾起他的回忆。他对工作人员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一个走的。”他告诉工作人员，会议可能是在靠后面的房间开的（此时会场恢复在靠街面的前房）。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问：“怎么样，像不像？”邓小平说：“记不得了，基本上像。”在一楼辅助展厅，他看得很仔细，对会议的记录、会议的翻译、代表的名单、共产国际代表、他当时的身份等问题一一作答，还对何时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各地武装起义等问题一一作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