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日韩三国版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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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3年,11次会议,6遍初稿,3国文字,《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在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于2005年6月9日终于在中国亮相了。读本甫一上市就在三国掀起了抢购热潮,在我国市场上,这本权威读本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上周五,此书的中方主要编纂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主要负责第三章,有关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南师附中举行了该历史读本的报告会,主题是“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会后,他接受了快报记者的专访,就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作了详细的解答。
回击日本右翼势力
“当初,三国学者决定编写这本书,是针对日本右翼出版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为正确认知东亚历史而作!”朱成山说。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了由日本右翼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中国、韩国和日本爱好和平、正义人士的强烈抗议。“尽管这本教科书作为日本中学校教材的入选率,并没有达到右翼编写者预期的15%的比例,而只占有0.28%,因为在日本,什么书作为教材并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校方自己选择。但这一事件还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在教科书问题上应当如何应对。”
2001年12月,朱成山与中国抗日战争杂志社副主编荣维木应韩国邀请,在汉城大学与日本、韩国几位学者一起讨论该问题。“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共同结论:统一历史问题的认知非常重要,因此决定举办一个‘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问题论坛,地点选在南京。”据朱成山介绍,2002年3月,第一届论坛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三国共有148位学者参加,韩国、日本各来了40多位学者。会议期间,日本学者提出,光是坐而论道还不够,应当编写一本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历史读本。后来,三国分别组织了历史读本的编写委员会,2002年8月,在韩国的汉城召开了第一次关于编写工作的国际会议,编写工作由此启动。
三国学者自掏腰包
历经三年,《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才最终得以出版。谈及其中的不易,朱成山感慨不已。据了解,此次编辑这本教科书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这也意味着所有的经费都得与会者自理。“大家每一次国内外开会的路费、食宿费都是自己掏腰包,基本上是三国学者轮流坐庄。但每次开会讨论时大家总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时候在来回机场的路上,还在讨论修改书稿的问题……”朱成山还告诉记者,在这三年中,他们先后在东京、汉城、北京等地共开了11次会议。
编书期间争议不断
既然要共同编一本书,肯定会碰到很难回避的敏感问题。据了解,三国学者在编写此书时曾有过很多争议,昨天,朱成山在谈到这一话题时也很坦然:“有争论、争议其实是很正常的,争议过程实际上是三国学者的民族感和历史观冲撞的过程。每个学者最初都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我是中国人,我当然要维护我们的史观,日本人、韩国人都是这样的。不过大家的基本史观是一致的,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的定性上给予了清晰的解答: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朱成山还告诉记者,三方在毒气弹、性暴力、屠杀数字等方面的争论是最多的。
“比如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到底有多少,被强奸妇女的人数是多少,这些敏感的数字有的学者提出用东京法庭审判的数字,有人则提出要用南京法庭审判的数字,再有就是用中国人知晓的30万这个数字。一开始中方比较坚持30万这个数字,因为30万这个数字,在中国来讲,它不仅是一个刻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的,而且是一个符号,就表明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非常典型的一种暴行,在史书记载上就是要用30万这个数字。但日本学者不同意,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这个问题在日本是非常敏感的。在日本基本可以分成三种观点,一个就是被称作大屠杀派,就是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遇难的中国人非常多,在日本一般最高的数字是20万以上。这个数字来源是东京审判,但引用的不全面。东京法庭的判决书在认定“20万”数字后还有一句话,“这个数字(指20万)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和以其它方式处理的尸体在内(约15万)。还有少数派,就是说有屠杀事件,但是人数没有这么多,仅几万人、几千人;还有就是像右翼教科书里描述的虚构派,即认为根本就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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