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山令烈士是湖南益阳人,1892年7月生。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前,任南京宪兵司令,警备局长,代市长。当时,他指挥驻守南京的宪兵共6400余人,与日军先后在光华门、中山门、逸仙桥、竺桥、古林寺、五台山、上新河、龙蟠里、五台山、挹江门等处激战,12月12日在下关江边与日军辗转冲杀,弹尽阵亡,死时半截身子泡在长江水中,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手枪。肖山令死后,国民政府追认他为陆军中将。198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5]易安华烈士是江西宜春人,生于1900年4月2日。1937年时任二五九旅少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易安华奉命保卫上海,当时他率部驻扎在常熟,接命令后,他立即将妻子、三个儿女送回宜春,临别时对妻子说:“汝准备领吾抚恤金,赡养家小”,并赠言“不灭倭寇,誓不生还。国将不保,何以家为?吾妻存之”。在淞沪保卫战中,易安华部连战告捷,后奉命撤退南京,率部担任光华门、通济门外一带的守卫。12月10日,日军在航空兵的掩护下猛攻光华门,易部在没有炮火的支援下顽强抵抗,连连打退日军疯狂进攻。当天午后,日军炮火猛轰光华门,城墙被炸开两处缺口,一下涌进250多名日军到南京城内。为堵住缺口,易安华率部与日军进行一昼夜血战,全歼突入城内的日军,堵住了缺口,易安华头部负伤,包上了绷带。12日,日军从雨花台、通济门方向包抄光华门,易部三面受敌,易本人身中五弹,头部、右臂、后腰多处受伤,有人劝他离开阵地,他坚决地回答:“我是堂堂的中国军人,决不偷生而负国负民,我誓与将士们同生死,与阵地共存亡”,最后牺牲在秦淮河畔,遗体无法寻找,死时年仅37岁。1938年春,江西宜春为易安华举行万人追悼会,用二亩地为他修了一座衣冠冢,以供后人瞻仰。蒋介石、张治中等一批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曾为他送来了挽联。198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6]朱赤是江西修水县人,1900年2月12日生。1937年时任二六二旅少将旅长。和易安华一样,朱赤将军曾率部在淞沪战场上屡建奇功,后奉命退守南京,守卫雨花台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大炮猛轰雨花台阵地,潮水般地进攻雨花台,朱赤率部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12日,部队连续作战,损失严重,只剩下一个特务连的兵力,朱赤意识到突围已不可能,只有决一死战,他命令士兵把几十箱的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用绳子把导火索串连起来,摆在阵地前,等到日军进攻到前沿阵地时,几百枚手榴弹全部爆炸,日军血肉横飞。12日中午,日军再次进攻雨花台,朱赤部弹尽力竭,他和全体官兵壮烈殉国,年仅37岁,雨花台阵地遂告沦陷。198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朱赤为“革命烈士”。[7]在南京保卫战中为国牺牲的共有7名将军,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肖山令、易安华、朱赤、高致嵩(二六四旅中将旅长)、姚中英(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李兰池(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司徒非(一六零师少将参谋长),此外,还有南京外围广德战场上牺牲的一四五师上将师长饶国华。[8]
每次读到史料上记载的这些爱国将士奋勇杀敌的事迹时,内心里总是有一种激动,同时也生出一些感慨和自责。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直接导致了首都南京的沦陷和南京大屠杀悲剧的发生,但我们把历史责任简单地加在烈士的身上是不公平的,这些烈士的英勇行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正像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所写那样,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为国捐躯的人,都是人民的英雄。历史应该永远铭记他们。三、抗战先烈群体定位价值的考量及其意义。
三年前,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召开的“全国八路军、新四军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一篇类似的论文,题目为“论抗日先烈群体定位问题的思考”,曾引起到会专家学者的共鸣和好评。时隔三年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仍值得有识之士进一步研究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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