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士廉说：“浙江省级机关人员计划从1500人减至1000人。”

　　对此，周恩来表示不满意，指出：“省级机关1000人？是不是还太多？”接着提议道，“我看减至800人为好。”

　　就这样，周恩来、霍士廉娓娓而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4月10日，周恩来陪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来到西子湖畔，下榻西泠饭店。

　　期间，霍士廉来到西泠，向周恩来汇报增产节约和精简整编情况。

　　霍士廉说：“目前，省级机关已开始精简会议、文件、报表，合理使用车辆用具，从各方面降低行政开支，厉行节约。”

　　当听到有的区、乡扩大了，干部纷纷上调，基层一级组织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受到削弱时，周恩来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合作化，加强区、乡的领导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精简整编，首先要把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基层组织中去，使农业这条主战线的基层有坚强的领导，争取农业生产战线打大胜仗。”

　　周恩来说：“其他经济和文化教育战线的骨干也要配好。不论哪一条战线，下放时要尽可能发挥干部的特长。”

　　霍士廉说：“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4月11日，周恩来陪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将要离开杭州时，他握着前来送行的霍士廉的手说：“要摆正整风和增产节约、精简整编的关系。精简整编要积极、慎重、合理地进行，切不可草率。”

　　继而又说：“对那些思想有顾虑的下放干部，要教育他们从国家建设大局考虑，要做好耐心的思想说服工作。”

　　在周恩来的部署下，整风、精简整编和增产节约运动得到健康发展。

　　50年代中期，周恩来竭力推崇增产节约和精简整编，对缓和1956年由于冒进造成财政经济紧张，顺利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关心民生；

　　周恩来调查研究到杭州

　　1958年，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泛滥，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进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决心力挽狂澜，扭转困难局面。

　　1961年1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今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从1961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纷纷赴全国各地搞调查。各地省委书记们更是闻风而动。

　　1961年7月13日，周恩来陪同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到杭州会见毛泽东主席。7月15日，送走朝鲜代表团后，周恩来叫上省委领导霍士廉、警卫处王长索等几个随行人员到杭州郊区农村搞调查研究。

　　行前，霍士廉准备通知地方领导。周恩来摆了摆手，提醒说：“不要惊动父母官嘛，我们随便去一个地方。这样，我们看到的情况会真实些。”

　　据浙江省委警卫处的王长索回忆：

　　周恩来曾多次到浙江视察和搞调查研究，不论去工厂、农村，还是学校、部队，他都嘱咐随行人员，不要事先通知，而是上了车后才说。周恩来曾感叹说：“一下通知，下面就有准备，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一面，掌握不了第一手材料，调查也就成了一种摆设。”

　　就这样，周恩来轻车简从，直赴杭州郊区农村。

　　汽车朝郊外驶去。路上，周恩来对坐在身旁的霍士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