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委员长说：“妇女工作很重要，是党联系群众的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中国妇女要走毛主席指引的彻底解放的道路，将来全世界的妇女都要走这条道路。”接着指示说：“你们是妇女，更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朱委员长说话很慢，声音不高，但是吐字清晰有力。他停了停，又继续往下说：“妇女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妇女更是一支不可缺少的主力军，要充分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像毛主席指示的那样，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聆听着朱委员长鼓舞人心的谈话，玉兰只觉得胸中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在凝聚，眼前是一片灿烂的火花在闪耀。她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对他老人家说：“我们还年轻，经验还少，要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向康大姐学习。”

    “她还是应该向你们年轻的同志学习嘛！”朱委员长谦逊地说道，同时用手指着康大姐，大家都笑起来，接着，他又说：“你们年轻人要听毛主席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记得，从1974年我和玉兰结婚，到90年代邓大姐、康大姐去世，玉兰一直是每到逢年过节和她遇到重大事情，都要向大姐们写信问候和汇报情况。1980年底玉兰被免去省上所有领导职务受到审查时，她是多么迫切需要在中央工作的老领导，给予一下关怀和支持啊！

    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玉兰却意外的没有向大姐们汇报这件事。她向我解释说：“邓大姐、康大姐年纪大了，身体又有病，这回，就不要打扰和麻烦她们老人家了。”

    这时，有人好心地劝她说：“玉兰，你跟邓大姐、康大姐那么熟，叫她们说句话，不就得了，还怕他们查？”

    玉兰还是不愿这样做：“这是个大事，考虑考虑再说吧！”她对我说：“如果俺有问题，请中央领导说话也不顶事，没有问题，中央领导不过问，再查也不怕，不能因为俺的事，影响了大姐们的身体健康。”

    后来在安排职务问题上，又有人劝她：“现在邓大姐是全国政协主席了，叫她给省上不论哪个领导写几个字，不用说厅长、局长，就是副省长，也不是不能安排的。”

    对此，玉兰坚决地拒绝道：“那可不行！俺从来就没有要过官，再说大姐们也不会干这种事。”

    1992年7月，我去保定采访，已身患脑血栓病的玉兰，住在保定市第一人民医院。11日傍晚，我们俩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然然，随着一阵哀乐声，屏幕上出现了带着黑框的邓大姐的照片。很显然，年事已高，久病不愈的邓大姐，不幸逝世了。玉兰一见这个情景，泪水马上从脸上滚了下来。我用手绢帮她擦泪，她仍然哭个不停，我赶忙扶她回病房。她一边走一边哭，嘴里念着：“邓大姐、邓大姐……”我知道，同邓大姐感情深厚的玉兰，对大姐的去世，心中一定悲痛万分，越劝越会使她哭得更厉害。我也很悲痛，无法用言语来劝慰她，只是一面帮她擦泪，自己也一面偷偷地掉泪。第二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又播放了群众怀念邓大姐去世的消息，玉兰再次痛哭起来。第三天，我怕联播节目再播邓大姐去世的消息，就没让玉兰看电视，可是，从窗外的电视和病房里的收音机里，还是传来话说邓大姐的声音，玉兰又一次痛哭起来。这时，玉兰的眼睛已经哭得又红又肿了。

    我还记得，当原中共华北局和河北省主要领导李雪峰刚从被“下放”的安徽省来到北京时，玉兰一听到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