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这辈子在政治生涯中先后有4次沉浮。第一次是在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受到批斗。第二次是1964年冬的粗线条“四清”中，再次受到审查。第三次是在1967年上半年“文革”中，挨斗挨批，几乎被人害死。第四次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被免去省上的所有领导职务，受审查3年多。这第四次沉浮时间最长，对“不惑之年”的玉兰，身心上的损害也是最深。是的，这3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玉兰来说，却是漫长的3年，几乎占她整个政治生涯的十分之一。我亲身体验到，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是多么难熬啊！

    70年代末，党中央对青年干部提出了知识化、专业化的新要求。这对没有大学文凭甚至连中学门都没进过，只有几十年一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经验的玉兰来说，就显得有一定差距了。当时全国许多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纷纷受到降职、下放的对待，甚至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玉兰也做好了下基层的思想准备。我在日记本上，这样记着她对下去说的“私房话”：“俺原来就是农民，还怕下去吗？关键是要思想下，现在有的人，说是下去了，到了地委、县委，就算下去了，实际上还是下不去，俺现在一下，可以下到大队。”

    在这期间，河北省的领导班子先后作了重大变动。1979年3月，中共中央调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到河北工作，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12月，长期担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省第第一书记刘子厚调出河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同时，原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原广东省委常委李尔重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9年春，中央召开了河北汇报会议。4月6日，玉兰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当晚向我谈到会上的一些情况，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对她的关怀。据我的日记本记载，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等在接见河北代表时，都提到了玉兰。宋任穷说：“我没听到玉兰同志的发言，对年轻人还是要多注意。”王任重说：“还要搞老中青三结全，以后要提拔40岁至50岁的年轻人，不要一说到年轻人都说不行。玉兰，你身体怎么样？你快40岁了吧，快不是年轻人了。”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找玉兰谈话，说省上准备让她下去，名曰“锻炼”。

    在这种形势下，玉兰仍然对党忠心耿耿，坚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12月1日，她从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兴奋地向我谈起这次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内容，为我们党恢复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玉兰还谈到了在会上见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形。玉兰向邓大姐的秘书赵炜谈起了她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和思想的情况，谈到了她可能要下去锻炼，问邓大姐有什么指示。因为，玉兰每当到北京开会，总要见见邓大姐、康大姐等几位老领导，向她们汇报工作和请教问题，这次也不例外，赵炜说：“好，我一定向邓大姐汇报。”

    果然，第二天，邓大姐就来找玉兰，高兴地对她说：“听说你要下去锻炼，这也是一种考验，一定要好好干！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写信来。”

    康大姐见到玉兰，亲切握手，她向康大姐汇报了自己将要下去锻炼的事，康大姐热情地鼓励说：“下去锻炼一下，过两年再上来嘛！”

    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忧愁袭上玉兰的心头。她如实地向康大姐袒露了自己的心情：“能不能再上来，就难说了，咱没有信心啦。因为再有几年，就到女同志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