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秋之交，在通往东留善固的黄土大道上，出现了一支与当地农民迥然不同的队伍。只见他们年纪轻轻身穿没有佩带领章帽微的黄色军装，背着背包，打着红旗，风尘仆仆。他们，就是在全国城乡开展“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幕。

    从这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临西农村出现红卫兵。据玉兰笔记载，8月20日，她听取了各大队关于“文革”情况的汇报，“下堡寺南镇开始组织红卫兵，大队干部拉红卫兵攻击干部……红卫兵互相贴大字报，下台干部、私商也当选了红卫兵，给干部贴大字报。”与此同时，外地的红卫兵也纷纷涌向这里，其中有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太原等省市的红卫兵。当时，井冈山、延安、韶山等革命圣地，是全国红卫兵串连的重点。玉兰所在的东留善固，则成了河北一带红卫兵串联的一个热点。每天成百上千，最多的一天达到两三千人。村里专门成立了接待站，在村西南塔起了大席棚。为了搞好接待，县、社专门派人到村里帮助工作。这些红卫兵直奔东留善固，就是想见一见心中仰慕的女劳模吕玉兰的风采，想听她说几句话，签几个字，不在这儿居住和劳动几天。

    玉兰在向我谈到她自己怎样接待红卫兵时，当年的场景又如在眼前：“红卫兵路过俺们村，纷纷让俺签字留念，晚上把本子放在俺家门台上，少的时候几十个，多的时候几百个。早上，俺娘把这些本子用篮子拎到屋里，入在那里让俺签字。那天，娘来大队部找到俺说，‘哈拉兵（哈尔滨）的，五含（武汉）的，快给人家签吧！”俺签不过来，别人就帮俺签。后来，有人建议俺写两句话，像图章那样刻下来，俺就写了‘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让红卫兵到接待站去印章子，有的印在本子上，有的印在书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很快冲击到了玉兰的头上。

    1967年1月，上海刮起了夺取各级党政大权的“一月风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愈刮愈烈。到东留善固“朝拜”、“参观”的红卫兵，态度忽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由学习玉兰倒过头来批斗玉兰，摇身一变成为点火串联和造反串联的“造反派”。再后来，由偷偷地搜集玉兰的“反面材料”和“黑典型材料”，很快变成公开写大字报，点名揭发、批判和打倒玉兰。一时间，大字报满天飞，大喇叭满街叫，真有一种“黑云压城欲摧”之势。

    “为什么村里和公社的有些人要斗玉兰？”我问当时曾任下堡寺公社群众组织负责人，现任临西县姚楼乡粮站主任的徐书田。

    “还不是因为吕玉兰是大队和公社的当权派！”徐书田这样答道，“那时候，只要是当权派，不管是多大的官，也不管有没有问题，都要拉出来斗一下。其实，她当公社党委书记才4个多月。另外，她当时是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有些红卫兵想通过斗她一场，抓条‘大鱼’，自己出一下名。至于村里，由于她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得罪了一些犯错误的下台干部，因而他们对她一直怀恨在心。‘文革’运动一起，他们以为气候到了，就欺骗和煽动一些青年群众，起来造她的反。”

    正如徐书田所分析的，当时的“造反派”确实抓不住玉兰的什么问题。这样，他们便把过去村里“老黑”一伙胡乱告状，并已经过历次运动澄清的一些老问题，又提了出来，借此造谣惑众、兴风作浪。比如，她的家庭出身是中农还是富农、爷爷和伯伯是怎么死的、真假劳模、真假党员问题等。

    实际上，在此前不到一年的1966年3月，东留善固进行了累线条“四清”运动，先后搞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