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介绍玉兰事迹的各种发言、报告、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相继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给她写信，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你为什么甘愿做一个傻子？”“你为什么把革命当做终身大事？”“你为什么越干越欢”络绎不绝前来采访的各地记者，以及山东、山西、安徽、辽宁等省前来学习的同志，也纷纷提出上述问题。很显然，他们所提问题的焦点，是要弄清玉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当时，一度分开的前、后留善固，又合成了一个东留善固村，仍由玉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来也巧，当年全村的人们正在围绕着“精”和“傻”的问题，经历着一场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大讨论。

    在当时的东留善固，人们对精和傻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很多人在人前背后评论谁精谁傻。有的人认为自己很精，总想办精事，当个小精人，也就是要办事心眼多，实际上是先己后人、损人利己。然而，有些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在精人眼里，是属于傻字号的，傻人，傻心眼儿，办傻事儿，实际上是先人后己，克已奉公。当时，东留善固出现了“以傻为乐、以傻为荣”的“五大傻”－－吕玉兰、华岳林、冯四清、倪修礼、吕世周。吕延伟这样称赞他们：“像玉兰，天天忙工作，头顾不得梳，脸顾不得洗，头发滚成了球，年轻轻的姑娘不懂得要好；吕世周一心为集体，白日黑夜的长在队上，顾不得管自己的家务。这样的人在精人眼里，就是傻子，说他们‘傻得不透气’，‘傻迷了心窍’。可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就做得对，傻于革命，傻于集体，傻于社会主义，傻得好！”至于小精人，贾俊刚这样给他们“画像”：“小精人全觉得自己精，说别人心眼少，他们倒是心眼多。像我们村的那些小精人，他们外号叫‘鬼难拿’、‘滑溜皮’、‘抓不住’、‘大粘鱼’，净干些摆不到桌面上的事，实际上是危害集体，危害国家。叫俺说，小精人，最没出息，最可耻。”

    一向多思的玉兰意识到，这“精”与“傻”之争，实质上反映了“公”与“私”两种思想的斗争，及时加以组织讨论和进行引导，对于促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于是，在她的提议下，大队党支部组织全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场历时数月的“精”与“傻”的讨论。

    大家围绕“什么是真正的精与傻？”“当傻子到底吃亏不吃亏？”“怎么样当一个革命的傻子”等题目，展开了讨论。1966年6月24日，《河北日报》刊登的通讯《精傻之争》，描述了当时的讨论情况。文章还高度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和效果：“东留善固大队关于精和傻的一场思想论战，澄清了多年以来的许多糊涂观念，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学‘傻子’，比‘傻劲’，甘当革命的‘傻子’，已经形成风气。‘傻子’的队伍正在壮大，‘傻’事迹正在不断涌出，新的革命的‘傻子’在成批出现。”

    “当‘傻子’吃亏不吃亏？”玉兰等人认为，“吃亏不吃亏，这得看怎么算，要算小账，看来‘傻子’像是暂时吃了一些‘眼前亏’，可是，‘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体人民，其中也包含着他自己’，这样一算，个人也就没有啥亏可吃了……通过算大账，算政治账，算革命的长远账，人们看清了，当‘傻子’并不吃亏，认为吃亏是‘精人’的账本。”

    当时，由于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新闻舆论把“精”与“傻”的斗争，提高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如今，“精”与“傻”之争，仍然是可以看作是先进与落后、奉献与索取、大公无私与自私自利，这样两种人生观、世界观的斗争。雷锋同志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