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孙鸿恩，是1939年入党的老干部，从1956年开始先后担任东留善固村所在的临清县下堡寺区党委书记、下堡寺公社党委书记等职。1973年，他从山东莘县调回临西工作，同玉兰又共事多年，是比较了解玉兰的。当我请他谈谈玉兰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特点时，他说：“玉兰很爱护社员的，十分关心和照顾群众利益和群众生活的。当有的人干那种损公肥私的事，侵犯国家利益时，她又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她常讲，我们今天能过上幸福生活，是因为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的事是和国家连在一起的。她总是坚持有国才有家，爱家更爱国，是一个时刻想着国家利益的好支书！”

    1963年，河北、山东等省遭受大水灾害，政府对粮棉的统购统销抓得很紧。是把粮棉主动交给国家，还是搞瞒产私分多给自已留点？成为当时检验农村干部是否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后留善固大队有个别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趁玉兰不在家的时候，搞瞒产私分。玉兰从外地回来后，了解到这个情况，立即同这种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那年，村北有一部分土地没有被淹，收了6万斤籽棉。玉兰在济南开会期间，“老黑”一伙就在家搞瞒产私分。玉兰开会回家，一些老党员、老贫农向她反映这件事。她说：“瞒产私分，必定有沾光的，一定要查清楚。”

    玉兰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及时向公社作了汇报。公社党委专门派了一名管部长，到村里来帮助调查这事。据反映，有个生产队收了6000斤籽棉，可队干部说只收了2000斤。那天，管部长看见有个生产队会计的小日记本，在墙缝里放着，上边记着各户分花的数字，就装起来了。他先找到这个会计，会计不说实话；问队长，队长也不说。最后，管部长掏出了那个小日记本，会计、队长才承认了。当年的六队会计吕天斌向我谈到，他当时也参与了这次私分棉花的错误行动。他说：“俺那会儿，就是想多捞点钱。别的干部说，分点棉花吧，俺就同意了。俺们几个还合伙买了轧花机，偷着给私分棉花的人轧私花。玉兰从外面开会回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搞清楚。棉花是国家统购物资，那年棉花收得少，国家的棉花很紧张，咱们应该想着国家，不应当只想着自个儿。玉兰纠正瞒产私分这件事做得对。”

    我从玉兰1963年10月的笔记本上，看到她当年的3段记录，可见她对这件事很重视。

    玉兰在那年10月25日这样写道：“我回来一天多时间。这半月多，情况不大明白，特别是棉花，据我摸的情况看，（1）有卖的。（2）有私分的。（3）有黑仓库。（4）故意拔棉带些桃。确定今晚召开支部会进行研究，我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她在10月26日接着写道：“我们大队4名干部研究了棉花任务，但都没有反映我村的情况，我很想问一下，追问我了解的情况，又想，我还没有抓住可靠的证据，所以摸一下，先找一下线索，看一下村里的动静。在晚8点钟时间，发现河北省郭庄来人并拿一条扁担，我们分析，这人是搞棉花的，即派人监视，结果在半夜两点拿住，扣住1000斤棉花，人已跑走。”

    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她又写道：“早晨，有买棉花的人找到我，主要是叫我把棉花卖给他，我的答复很简单，一是追查棉花私商，看他买的棉花多少；二是把卖棉花者追出来；三是追轧花车轧了多少棉花，都是谁的。下午四点，开始我们的工作。”

    这时，“老黑”一伙就在村里散布流言蜚语：“外边卖八毛一斤，公家才两毛，咱们今年少收多少钱，傻妮子不叫咱们活了。”“咱村有咱村富，管那么多干啥！今年发大水，上级又不要，玉兰这个傻妮子非交不可，这是成心不要咱们后留善固啦！”